临终情境
从传记的视角看，周瑜的最后阶段是一次极为典型的"未竟战略中道遇病"。 建安十五年（210）他刚向孙权当面陈述了完整的西线战略—— "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 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c:16514]。 这是一份完整的"取蜀—结马超—蹙曹操"的西北战略蓝图， 也是孙吴军政体系中第一次出现这种全局性、多步骤的战略规划。 孙权批准之后，周瑜回江陵整装行装， 途中至巴丘——这里曾是他在赤壁战后驻军的根据地—— 突染疾病而卒，时年三十六 [c:16514]。 从临终情境看，他并未在战场上倒下， 而是在为下一次出征做准备时倒下， 这种"死于行装途中"的方式， 让他的人生戛然停在"未竟"二字上。
遗言或遗命
在演义叙事中，周瑜的最后举动是写遗书荐鲁肃自代—— "眾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 乃薦魯肅以自代也" [c:16516]。 这一举荐在政治史上的意义远超过其文学意义： 它是孙吴政权第一次出现"前任主帅指定后继者"的正式交接， 也意味着孙吴军政体制中"将主之间不可移交"的传统在此打开缺口。 孙权对此的反应是"放聲大哭"并立刻接受举荐 [c:16517]， 这种几乎不加犹豫的接受， 反映了周瑜在孙权心中的特殊地位—— 他的临终建议被默认具有最高优先级。 相比之下， 正史中周瑜临终的奏疏（"疾困与吴主权笺"）也包含同样的举荐核心， 但更强调对孙权个人的劝谏—— 这种政治传位的形式在汉末军阀体系中并不常见。
身后事
孙权对周瑜的身后处理规格极高—— "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 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 [c:16514]。 这种君主穿素服、亲迎灵柩、由公帑全程供给丧葬费用的待遇， 在三国时期是少见的。 孙权后来还专门下令"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 [c:16514]—— 即周瑜的门客客将无人敢追问其去向， 实际上是把周瑜的私人僚属作为政治资产予以保护。 在演义叙事中， 诸葛亮亲自从荆州赴巴丘奠祭， 尽管周瑜部将"皆欲殺孔明" [c:16518]， 孔明仍以隆重的祭文表达对周瑜的敬意， 并借此机会带回庞统—— 这一段情节虽然是文学加工， 但它准确捕捉到了周瑜之死对孙刘联盟的影响： 双方都意识到一位时代级的统帅离场所留下的真空。
历史评价
从战略影响看，周瑜的离世对孙吴的代价是巨大的。 其一，西取益州的战略被立刻搁置—— 鲁肃接任后转向"协同刘备共抗曹"的守势路线， 孙吴主动进取的西线机会被永久关闭。 其二，孙吴军政体系从"周瑜模式" （文武兼资、独当一面、可以对君主直谏） 转向"鲁肃—吕蒙模式" （以稳守为主、以情报为辅）， 这种转变在十年后由吕蒙白衣渡江爆发出短暂的进取性， 但再无能与周瑜相比的全局战略家出现。 其三，对孙权个人而言， 周瑜是少数能与之直接讨论战略的盟友， 他的离世使孙权之后的决策更加依赖文官集团的"商议"程序， 孙吴的决策效率从此结构性下降。 从更广的历史评价看， 周瑜代表着孙吴军事传统的一个高点—— 既能水战又能攻城， 既能与盟友合作又能识破盟友的危险， 既能上疏直谏又能在临终主动让位。 他的早逝是孙吴历史上最大的非战斗性损失之一， 也是三国早期格局走向稳定化的隐性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