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264年的东吴正面对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外部环境：蜀汉于上一年灭亡，司马氏完全控制曹魏并已露出代禅迹象，江东独自面对统一中原的强敌。就在此时孙休病亡，留下年幼的太子。立幼主等于把江东推入下一次权臣专政，是经历过孙𬘭擅废、孙休复辟教训的朝臣最不愿见到的局面。立成年宗室成为政治共识，而二十三岁的乌程侯孙皓正好填补这一空白。
主要人物
万彧是这场即位的牵线人，他与孙皓在乌程多年交往，深知其个性，却选择以"明断好学"的好评向丞相濮阳兴、将军张布推举。濮阳兴在二宫之争中已是政坛幸存者，张布则是孙休时代的核心近臣，两人手握中外军权，他们的同意基本决定了立嗣的结果。被拥立的孙皓是废太子孙和之子，他从小目睹父亲被废、母亲流落、自己被排斥在皇族主流之外，这种童年经验塑造了他对权力的极度不信任与报复倾向。
核心议题
从政治学角度看，孙皓即位牵涉三个议题：第一是宗法合法性，孙皓作为孙和的儿子，其血统比孙休一脉更接近原嫡长子孙登的支系，因此为反对二宫之争结局的旧朝大臣所认可；第二是与江东大族的关系，濮阳兴、张布、万彧都属世家网络，他们以为成年皇帝便于"君臣共治"，却低估了孙皓对权臣的恐惧与敌意；第三是对外的战略选择——是固守长江、修政以待，还是主动出击试图收复中原。孙皓的回答恰好是最坏的组合：内政上残酷、外交上虚张声势、军事上消极保守。
政治后果
孙皓即位的短暂蜜月期不到两年。一旦政权稳固，他立即清算自己的拥立者：以濮阳兴、张布"诽谤朝政"为由族诛，重用宦官岑昏，并迁都武昌、大兴土木，再回建业又作昭明宫。在他十六年统治中，前后处死忠臣四十余人，包括陆凯、王蕃、楼玄、贺邵、韦曜等。这一系列政治清洗使东吴在最需要团结的时刻自毁人才储备，让本来仍有陆抗式将领支撑的西陵防线在陆抗死后迅速瓦解，为279年司马炎大举伐吴铺平了道路。
反事实推演
如果濮阳兴、张布选择立幼主而由顾命大臣共同辅政，东吴或许能保持类似孙休前期的稳定，但权臣专政的旧病又可能反复。如果当年他们选择的是另一位宗室——例如孙休的兄弟、性格平和的支系——东吴的对外姿态可能不至于如此狂躁。从更深层看，孙皓即位真正暴露的是东吴政治体制的核心缺陷：缺乏制度化的继承程序，每一次皇位过渡都依赖几位重臣的临时判断；缺乏对皇帝权力的有效约束，一旦选错人就只能任其暴政。这种制度脆弱性，比孙皓个人的暴虐更应被视为吴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孙皓即位作为东吴最后一次大规模继承操作，其失败几乎完全锁死了江东政权剩余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