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诸葛诞之乱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寿春三叛」中规模最大、伤亡最重、政治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前两叛——王凌（251）、毋丘俭文钦（255）——的共同特征是「曹魏老将拒不接受司马氏集权」， 失败后他们的旧部和方镇资源都沉淀到诸葛诞手中。 甘露二年四月，司马昭决意征诸葛诞入朝为司空——这是夺其兵权的标准操作流程， 诸葛诞看在眼里、看穿这是「召入即诛」的死局， 遂在五月先发制人，杀扬州刺史乐綝据寿春而反 [c:17754]。 从结构上看，这是司马氏「方镇内化」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反弹， 其起因不是个人野心，而是司马氏中央与曹魏方镇旧将之间不可调和的权力再分配。
参与势力
叛军一方：诸葛诞淮南本部约十余万，加上扬州新募约四五万； 吴援由大将军孙𬘭统筹，前线指挥文钦、唐咨，副将全端、全怿、朱异 共三万入城、三万屯安丰外应 [c:17755]。 朝廷一方：司马昭亲领青徐荆豫四州兵共二十六万，并挟魏帝车驾驻项城以彰正统； 围城统帅王基、协围陈骞、援军截击州泰石苞胡烈，加上钟会、贾充、傅嘏在中军参议 [c:17755]。 演义在此基础上额外塑造了两组人物：一是贾充作为「献策征诞」的离间者， 二是钟会作为「子房式」的首席谋主——这两层戏剧化处理在正史里都比较单薄。
关键转折
第一个转折是文钦入城。文钦本是淮南旧将、毋丘俭叛乱后流亡东吴， 此次以吴援将身份回到淮南，理论上应是诸葛诞最可靠的盟友。 但他与诸葛诞的关系建立在「共同反司马」的脆弱基础上，缺乏长期信任。 第二个转折是朱异败死。朱异屯安丰本是吴援的外应、城内城外掎角的关键， 他连战连败后，孙𬘭非但不增援，反而把他直接斩于镬里大营—— 从此吴援彻底丧失节奏，城外再无可指望的接应 [c:17755]。 第三个转折是城内的文钦之死。城中粮尽，文钦劝放北方魏籍兵出城以节粮， 诸葛诞疑为「卸我武装」之计，斩文钦；文鸯文虎越城降魏， 司马昭厚待二人以震慑城中——诸葛诞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同时失控 [c:17757]。 第四个转折是司马昭采纳钟会献「撤南门诱出」之策， 把南门留作活口、待城内自溃；演义把这一步突出处理为钟会的「子房式」高光时刻 [c:17755]。
镇压与结果
甘露三年二月，城中军士饥馁不能持枪，诸葛诞率亲兵突围被斩，传首洛阳，夷三族。 唐咨、全端、全怿等吴将系数被俘或主动投降， 司马昭采纳钟会建议「不坑吴卒、放归江南以示宽大」， 把数万吴军作为政治筹码释放回吴 [c:17758]。 这一招的杀伤力远在军事胜利之上——吴卒回到江东后口耳相传 「司马昭比孙𬘭仁」，直接击穿孙𬘭在江东的合法性。 孙𬘭得知全端、唐咨等家属降魏的消息后，把江东他们的家眷尽行诛杀， 以恐怖手段维系统治 [c:17760]，吴主孙亮目睹孙𬘭暴虐， 心生废之之意——东吴中枢自此进入孙休主导诛除孙𬘭、再到孙皓接位的连锁政治变动。
历史回响
对曹魏内部而言，诸葛诞败死意味着方镇旧人集团的彻底覆灭， 司马氏代魏的最后一个外部障碍被清除。 此后两年，司马昭加九锡、封晋公、再封晋王，禅代节奏不再有任何阻力。 对东吴而言，这是孙𬘭专权崩盘的起点：被释放的数万吴卒成为中央政治的不可控变量， 孙𬘭只能以恐怖手段维持，反而加速了自己的孤立。 对蜀汉而言，此役期间姜维曾试图配合诸葛诞北攻长城，但因情报滞后、 待他得知诸葛诞已败时被迫退兵——又一次伐魏成「画饼」 [c:17759]。 三国后期的政治结构在这场围城战之后被彻底锁定： 魏不再是曹氏的魏，吴不再是孙权的吴，蜀汉的北伐能力则随姜维的连续受挫而消耗殆尽。 从这个意义上说，寿春一战既是「三叛」的终曲，也是三国统一进程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