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司马师在嘉平六年（254）废齐王曹芳改立曹髦， 把魏国中央政治推到一个对旧臣极不友好的状态。 正元元年的废立事件，特别是李丰、夏侯玄等被诛， 把朝堂上仍同情曹氏旧朝的人物清除得相当彻底。 外镇方面，毋丘俭长期镇守东南、曾两征高句丽， 是少数仍有自主军事力量的旧朝重臣；文钦镇守扬州， 亦与司马氏不睦。次年正月，二人合谋以"奉太后诏" 为名在寿春起兵 [c:17145] [c:17146]。 起兵的时机选择反映了一个判断： 若再不行动，司马师将彻底封死外镇反弹空间。
参与势力
起兵方主力来自淮南、扬州两镇兵五六万， 并送子四人入东吴为质，争取外援。 孙峻一度率吴军渡江北上袭寿春， 使得起兵方在战略上还有"内外夹击"的设计。 镇压方阵容则是魏国后期军事系统的全套： 司马师亲征，傅嘏、王基、胡遵、邓艾、诸葛诞依次参战， 几乎把魏国当时所有一线将领集中于此战 [c:17147] [c:17148]。 从政治符号看，这一战实质是"曹魏地方派" 对"司马氏中央派"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对抗。
关键转折
傅嘏向司马师建议"深沟高垒、不与轻战"的策略 [c:17147]， 目的在于消耗淮南军远道而来的锐气。 王基则提出趁敌未据南顿先抢占要地， 让战略主动权快速向魏军一侧倾斜 [c:17147]。 毋丘俭一边面对司马师主力坚壁不出， 一边又听闻孙峻渡江袭寿春，担心后方失守， 被迫退回项城 [c:17148]—— 这次回撤实际上把起兵方的进攻态势完全瓦解。 紧接着，司马师采纳"三路出击"建议： 邓艾取乐嘉、王基取项城、诸葛诞取寿春， 在不到一旬之内把起兵方逼入断粮断退路的死局。 文钦父子尝试夜袭乐嘉，文鸯单骑突阵， 虽留下个人传奇，但战略上并未改变战局 [c:17149]。
镇压与结果
闰正月，文钦在乐嘉战败逃往寿春， 发现寿春已被诸葛诞占据，又遭胡遵、王基、邓艾合围， 最终走投无路投奔东吴孙峻 [c:17150]。 毋丘俭夜遁项城，途中在慎县被乡人所杀， 首级送至京都 [c:17145]。 战后，魏廷特赦淮南受裹挟士民， 拜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 司马师不久即在许昌病逝； 司马昭以卫将军接任大将军、录尚书事， 完成司马氏权力交接的关键一步。 这一连串政治后果说明： 此战不仅是军事胜利，更是司马氏世袭中央兵权 得以制度化的转折点。
历史回响
这场叛乱具有多重长期意义。第一， 它彻底压低了东南外镇对中央的反抗意愿， 此后诸葛诞之叛虽规模更大却已是孤注一掷。 第二，它在文学传统中留下文鸯的传奇形象， 演义第110回的"单骑七出七入"成为后世武勇叙事的母题。 第三，从禅代史角度看， 此战为司马氏完成"由师入昭"的世代交接做了清场—— 没有这次清场，司马昭代魏的路径将不可能在十几年间完成。 从更广视角看，毋丘俭文钦之乱反映了一个常见规律： 中央集权与外镇自主的张力一旦失衡， 外镇所采用的"奉密诏起兵"这种合法化包装， 在新中央已经完成宫廷剧本控制的情况下几乎注定失败； 起兵的真正胜负在战前的政治制造阶段就已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