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嘉平六年（254）的废立，是高平陵之变（249）以来司马氏夺权链条上的第 二步关键动作。249年司马懿诛杀曹爽集团后，曹芳虽保有皇位，但权力实 际已转入司马师手中。251年司马懿病逝，司马师继任大将军，进一步集 权。252年东兴之战中司马昭一度战败，凸显司马氏在外朝的脆弱性，也使 反对派看到机会。李丰、夏侯玄、张缉等谋议讨司马师的密谋因此酝酿起 来，曹芳从皇帝身份秘密支持这一计划。这条暗线在嘉平六年初被司马师 当场识破并血腥镇压，使得废帝成为合乎"政变逻辑"的必然下一步——既 然天子已主动卷入反司马氏的密谋，留之必为后患。
主要人物
司马师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是废立的实际操盘者；他援引伊尹废太甲、 霍光废昌邑王的经典先例，把废帝行为包装为"安社稷、应天顺人"的正当 化叙事 [c:17079]。郭太后是合法性链条的关键人物——按照汉魏惯例，废 立皇帝必须由太后下诏才具备形式合法性，司马师不得不"奏闻太后"。曹 芳是被废对象，演义把他塑造为"荒淫无度、亵近娼优"的失德之君，但这 一形象本质上是政变方的政治宣传 [c:17079]。司马师宗叔司马孚是关键 的家族代言人，主动附议太后另选曹髦的方案，使废立在司马氏内部呈现 出"广泛共识"的姿态 [c:17079]。
核心议题
此次废立的核心议题有三：合法性来源、新君人选、被废者处置。合法性 上，司马师没有选择"直接行废立"的硬路径，而是绕道太后诏书与群臣公 议，体现了他对舆论与制度形式的高度敏感。新君人选上，他原拟立彭城 王曹据——年长、稳重、便于操控；但太后以"曹据乃老身之叔，立之有违 孙嫂之礼"为由否决，转而推举曹髦 [c:17079]。这一细节耐人寻味：太后 的真实考量很可能是希望立一个未成年的、与自己更近一辈的宗室，以保 住自己的政治地位。曹髦时年十四，正符合这一要求。被废者处置上，曹 芳被复封齐王、迁出宫廷、非诏不入朝，这是一种"软处理"——不像废昌 邑王那样剥夺所有政治权利，又比直接处死保留了余地，体现司马师在政 变后仍需顾及曹氏宗族的整体反弹。
政治后果
曹芳被废带来几重深远后果：首先，它从制度层面打破了"皇帝不可废"的 心理屏障，使后来高贵乡公曹髦在被司马昭逼迫时不得不亲自驱车出兵—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被废就意味着政治死亡 [c:17079]。其次，它强化 了"伊霍故事"作为权臣政变的标准话语模板，董卓废少帝、司马师废齐王 皆援此例，到了西晋八王之乱、东晋恒玄废晋安帝时这套话语仍在使用。 第三，从司马氏权力曲线看，废立直接消解了曹魏宗室在中枢的最后一点 反弹力量——夏侯玄、李丰、张缉皆为有声望的旧臣，他们的覆灭意味着 曹氏宗族在政治舞台上彻底失声，为260年曹髦驱车出兵的悲剧、265年司 马炎禅代的最终完成扫清了道路。
反事实推演
如果曹芳没有参与李丰密谋而是被动接受架空，他能否善终？大概率不能。 司马师在252年东兴失利后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皇帝身份本身就是反对势力 最方便的旗帜——只要曹芳还在位，任何不满司马氏的人都有合法的天子 可拥戴。废立的真正动机不是曹芳本人的过错，而是切断这一政治可能性。 反过来，如果郭太后坚持原议立曹据——一个成年宗室——司马氏面对的将 是一个有能力、有人脉、有合法性的对手，禅代之路会曲折得多。曹髦年 少而有志，最终在260年甘露之变中用自己的死改变了禅代的节奏，但已 无力扭转大局。曹芳被废这一事件之所以在中国政治史上具有教科书地位， 正在于它完成了"权臣以伊霍故事行废立"的标准范本化，把一种本属于极 端情境的危险动作，转化为可重复使用的制度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