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情境
作为传记作者回望建安五年的丹徒，孙策之死是三国早期最具戏剧性的非战死亡。事情的起点是吴郡太守许贡——一个在孙策席卷江东后试图暗中向曹操献策的旧官员，他写给曹操的密信被防江将士截获，孙策当面对质后将其绞杀，许贡家属四散，其中三名家客发誓为主复仇 [c:16747][c:16748]。一日孙策在丹徒西山会猎追鹿入林，撞见三名持槍带弓的家客；他们伪称是韩当军士。孙策起疑欲走，便被一人槍刺左腿、一人箭射面颊。孙策拔箭回射、与刺客缠斗，自己身中数槍、坐骑亦受伤，最终被亲军救回 [c:16749]。这次伏击是高度近距离、突然且专业的复仇袭击，对一位习惯于亲临前线的年轻军事天才造成的不仅是肉体重创，更是心理震撼。
遗言或遗命
孙策的临终安排在《演义》第二十九回末尾才完整展开——但传记意义上的"遗言"实际上是分阶段累积的。在最初的卧床期，他听徒弟告诫"须静养百日方可无虞、若怒气冲创则瘡难治" [c:16750]。这一医学警告对一个生平最不擅长压抑情绪的人来说几乎是判死刑。当使者从许昌带回郭嘉评他"轻而无备、性急少谋、必死于小人之手"的预言，孙策当场怒发欲讨许昌，被张昭以"勿因一时之忿而轻万金之躯"劝阻 [c:16751]。但情绪冲击已经发生，金疮难以收口。其后他斩于吉、又见于吉显灵，怒火与精神负担同时折磨身体；在玉清观焚香时甚至误劈一名旧卒 [c:16752][c:16753]。这一连串事件构成他生命最后阶段的"自我证伪"——他越是想用愤怒证明自己仍是当年的小霸王，伤势便越无可挽回。最终他在丹徒病榻召见张昭、孙权，把江东托付给弟弟（详见 161 号事件）。
身后事
孙策死后江东的局势走向，证明了他临终授权的正确性。年轻的孙权在张昭、周瑜的辅佐下稳住了江东，许贡余党与本地反对势力被快速肃清。曹操起初想趁机南下，但部下劝其与孙氏结好以分化袁绍力量，于是把侄女嫁给孙策幼弟孙匡，把孙策本人的死讯转化为一个外交机会而非军事机会。东吴在此后的二十年里逐步建立起以长江为依托的稳定政权，并在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与刘备形成三足鼎立。从政权延续的角度看，孙策之死虽是个人悲剧，却恰好催化了一个更注重人才与制度的"二代"政治体系。
历史评价
历代史家与文学作品都把孙策的早逝视为汉末最遗憾的英年之死之一。性格上他兼具豪迈与急躁，军事上他横扫江东、不到二十六岁便奠定一国之基，但他的弱点也极为鲜明——过度依赖自身武勇、不耐烦于细致的军政管理、对舆论批评的反应过强。郭嘉对他"必死于小人之手"的预言不是宿命论的精确预测，而是基于性格分析的概率推断 [c:16751]。从更宽阔的视野看，孙策之死之所以被历代反复书写，正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普遍命题：政治领袖的能力上限不仅由战场决定，更由情绪管理与制度设计决定。孙策能打下江东，却差点因情绪失控而毁掉江东；他能在临终之时识人用人、把江东交给最合适的弟弟，又因此挽救了自己的事业——这种"最大的失败与最高明的成功在同一个人身上交错"的复杂性，是孙策之死作为三国早期标志性事件长久不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