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从政治史视角看，司马师废曹芳是高平陵之变（249）以来司马氏夺权进程中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高平陵本身。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杀曹爽、控制中央兵权，但曹魏皇帝曹芳依然在位、宗室与忠魏士人仍保留制度抗衡的可能。嘉平三年（251）司马懿病逝，长子司马师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开始独立面对一个棘手问题：他的合法性远不如父亲。司马懿是开国功臣、四朝元勋，废爽尚可借「先帝顾命」名义；司马师作为儿子继承权位却没有这种历史资本，必须靠新的成就来巩固地位。嘉平五年（253）他击败诸葛恪的东兴—合肥北攻，赢得第一次重大军事威望；嘉平六年又面临李丰、夏侯玄、张缉密谋诛杀司马氏的事件 [c:16444]——这次密谋虽然被司马师抢先识破并夷三族，但暴露出曹芳身边仍是反司马势力的潜在源头。废曹芳由此成为「彻底解决问题」的逻辑选择。
主要人物
司马师（字子元，208—255）是司马氏夺权的二代核心。与父亲司马懿的「老谋深算、隐忍至极」相比，司马师更显刚毅果断、用兵明快。废曹芳行动是他个人政治风格的典型展示：迅速、彻底、不留缓冲带。曹芳（字兰卿，232—274）是魏明帝曹叡养子（其生父身份正史不详），八岁继位时由曹爽、司马懿同辅政；高平陵之变后实质成为司马氏的政治傀儡，废位时年二十三岁。在演义记载的废立场景中，曹芳是缺席的——废立仪式直接围绕新君曹髦展开，曹芳被「贬为齐王、遣归藩国」 [c:16444]，这种「不公开处置原帝」的处理方式比直接杀害更具政治智慧——既消除威胁，又避免「弑君」的恶名。曹髦（字彥士，241—260）作为新君是司马师精心挑选的：年轻（十四岁）、有才识但无独立势力、生父东海定王曹霖已逝，孤立无援。司马师选他正是看中这种「可塑性」——一个看似端正的合法皇帝，实际是更好控制的傀儡。
核心议题
废立的核心议题不是「曹芳是否合格」，而是「司马氏如何把政变成果制度化」。具体表现为三层：第一层，借废立加九锡。司马师获授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带剑上殿——这些是历代权臣篡位前的标准「加礼仪」 [c:16444]。从王莽到曹操，从司马师到桓玄，几乎都遵循同一公式。第二层，借太后名义。郭太后在废立诏书中以「主上昏聩、不堪奉宗庙」为由（演义未细节化但史实清晰），把弑君的政治责任转嫁到「皇室内部纠错」上。这是绕过儒家「君臣大义」障碍的常规手法。第三层，借新君正名。曹髦在演义中表现出超越年龄的礼数自觉——「太后诏命，不知为何，吾安敢乘輦而入」、步行至太极东堂、对司马师先行下拜 [c:16444]——这些细节都被有意写入正史与演义，目的是把废立包装为「合礼合度、君臣相得」的正常过渡。
政治后果
短期后果是曹魏皇权进一步空心化。曹髦虽被立为帝，但他的实际权力比曹芳更弱——年龄更小、势力更孤、且亲眼见证了前任被废的全过程，心理上更被压制。中期后果是司马氏开始面对「皇帝不甘屈服」的反弹。曹髦在位六年间逐步成长，他对司马家的怨愤在著名的「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中爆发，最终在甘露五年（260）亲率宿卫数百人讨伐司马昭，被贾充指使成济弑杀于宫门——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皇帝公开「以武反抗权臣」的案例。长期后果是司马氏的篡位时间表被迫拉长：司马师于次年（255）讨平毋丘俭后即病逝，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并最终在263年灭蜀立功，但直到266年其子司马炎才正式代魏建晋——从废曹芳到司马代魏，整整十二年。这十二年的拉锯，正是「权臣加九锡 → 弑君 → 灭敌国 → 禅代」的曹魏版完整周期。
反事实推演
反事实之一：若司马师未废曹芳，曹芳后续可能在某次政变中胜出（毕竟李丰、夏侯玄密谋是真实存在的反司马势力源），司马氏权力反而可能被颠覆——但概率较低，因为兵权已牢牢掌握在司马师手中。反事实之二：若司马师选择更柔弱的新君（如更年幼的曹睿系宗室），曹魏皇权可能不会出现曹髦那样的「武装反抗」，但司马氏代魏的合法性建构同样会进行，只是过程更顺滑。反事实之三：若司马师没有英年早逝（255年在许昌死于眼疾），他可能比弟弟司马昭更早完成代魏——他的政治风格更急更猛，可能不必等到司马炎才禅代。从这三条反事实可以看出，废曹芳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系列高度精密的权力工程中的一环。它的成功取决于司马师对「制度礼仪」「皇室继承」「军权牢固」三者的协调能力，而这种能力在中国古代政变史中是少见的、堪称典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