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背景
建安二年（197），袁术在寿春凭借"传国玉玺"自立为"仲家"帝号，是汉末群雄中第一个公开称帝者。这一举动一方面把袁术推上汉末政治舞台的高位，另一方面也使他在道义上孤立——其他诸侯无论实际野心多大，名义上仍尊奉汉室。曹操此时已成功"奉天子以令诸侯"，掌握了对袁术发起"讨逆"战争的最具合法性身份；同时袁术连年荒旱、人民缺食的内部困境，使其军事力量与初称帝时已不可同日而语 [c:17058]。从战略角度看，讨袁术不仅是处置一名叛汉诸侯，更是把江淮纳入曹操势力辐射范围的难得机会。
双方部署
曹操选择联盟战略：先以汉天子诏令刘备讨袁术，刘备虽然怀疑这是"驱虎吞狼"之计，但王命难违仍出兵 [c:17052]；其后利用陈登劝降韩暹的间道操作削弱吕布对淮南的潜在援护，并通过孙策遗书曹操劝其南征、孙策为后应的方式构筑南北合击 [c:17054]。曹操自率十七万马步兵、千余车辎重南下，留曹仁守许都，组织呈现典型"中军+四路合围"结构：曹操亲攻北面、吕布东面、孙策西江面、刘关张南面，四路同时压迫寿春 [c:17055][c:17057]。袁术方面则以桥蕤为先锋出寿春界口迎战，主力依托寿春城防固守，杨大将建议"留军在寿春……陛下且统御林军渡淮"——这种以淮河为天然屏障、放弃部分据点保存有生力量的设计，是江淮地区典型的避战策略 [c:17057]。
关键决策点
战役中存在几个关键决断节点。其一是桥蕤出阵：袁术派桥蕤为先锋出城迎战，与夏侯惇单挑不三合即被搠死，士气崩塌使袁军主力直接退缩入城 [c:17057]。袁术应否任由桥蕤野战、还是一开始就坚守城池等待消耗曹军，是其战术初设的根本失误。其二是袁术弃城渡淮：在杨大将建议下，袁术留李丰、乐就、梁刚、陈纪四将分兵十万守寿春，自携金宝家眷与禁卫军过淮河南撤 [c:17058]。这一决策虽保住袁术本人，但留守将领既无机动权又无补给保障，注定守不住坚城。其三是曹操亲临城下督战：他甚至斩怯战裨将以振军威、亲自下马接土填坑，使军威大振、城上抵敌不住 [c:17059]。这种以最高指挥官身体力行参与最危险攻城作业的做法，是曹操军事风格的标志性表达。其四是回师决策：寿春既下，曹操原欲渡淮追袁术，但荀彧以"年来荒旱，糧食艱難，若更進兵，勞軍損民"力谏，曹操从之而暂回许都 [c:17059]。这一忍而不进的判断保留了曹军的可持续作战能力，是一次重要的战略克制。
结果与回响
战役直接战果是寿春陷落、李丰等四将被生擒斩首、袁术伪宫被烧、寿春城内财物收掠一空 [c:17059]。从政治后果看，袁术"仲家"帝号已无实质支撑，他在渡淮后政权迅速衰败，不久绝望而死。曹操借此战实现三层目标：第一，宣示对汉室僭越者的不容忍，强化"奉天子以令诸侯"的合法性叙事；第二，瓦解江淮一带最大的反曹割据势力，为日后南向用兵腾出空间；第三，通过与吕布、刘备、孙策的合击演习了多边协同作战，为后来"驱虎吞狼"式的多线战略积累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吕布在此战中表面合作，实质上加深了与刘备的矛盾，为下邳之战的爆发埋下伏笔；孙策则借机巩固江东，最终成为另一极的开端。
反事实推演
设想袁术不渡淮南撤、而是亲守寿春至最后一刻，他大概率会在曹操亲攻北面、四路合围的局势下被擒；汉末最早称帝者若以战死或被俘收场，对其他诸侯的震慑力将比演义中"病亡途中"更具有政治冲击。再者，若曹操不听荀彧之劝，强行渡淮追击，曹军可能因粮草耗竭陷入江淮地形泥潭，孙策反而能借机收割淮南反曹力量、提前完成江东与淮南的整合，三国格局将因孙吴势力的早期扩张而呈现完全不同形态。最后，若刘备未能借这次"奉诏讨袁术"积累自己的兵威与政治资本，他在徐州一带的话语权将更弱，与吕布的下邳冲突或将以另一种方式呈现。讨袁术之战的真正意义因此不在攻陷寿春一城，而在于通过一次多边合击，把"称帝即灭"的政治信号写入汉末诸侯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