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背景
自蜀汉景元四年（263）邓艾灭蜀、咸熙二年（265）司马炎篡魏建晋以来， 天下已成晋强吴弱的二元格局。 孙吴自陆抗死后，国势内耗：孙皓暴虐、 朝纲败坏、长江中游的西陵防线失去顶梁人物。 晋朝则在羊祜镇守荆州十年、王濬在益州造船七年的双线准备下， 完成了对吴战争所需的全部物资与情报积累。 战争发动的政治窗口在咸宁五年（279）冬开启—— 贾充等保守派的反对被张华、杜预等主战派以"军势已具、不发则朽"压下 [c:16968]。 晋军六路二十余万兵、战船数万艘的规模， 反映出这场战争被设计为一次性、全战线、不留余地的战略歼灭。
双方部署
晋方部署沿长江从西至东依次为： 王濬、唐彬率益州水师浮江东下， 这是整个战略的"突刺刀"； 杜预出江陵，扼荆州中枢； 胡奋出夏口、王戎出武昌， 接应水师并切断荆州与扬州的横向联系； 王浑、周浚出牛渚， 司马伷出涂中， 两路压制建业北翼； 贾充以大都督居中节制 [c:16967][c:16968]。 吴方仓促应对，由丞相张悌部署： 车骑将军伍延守江陵迎杜预； 骠骑将军孙歆守夏口拒胡奋； 张悌自将左将军沈莹、右将军诸葛靓 率十万出屯牛渚， 接应诸路军马 [c:16969]。 这种"以丞相亲将出迎"的部署， 说明孙皓朝廷已无可用宿将。 长江本身被吴方寄予最后希望—— 幸臣岑昏建议以铁链、铁锥沿江布设， 力图把晋军水师挡在江西 [c:16969]。
关键决策点
第一个决策点是发兵时机。 晋武帝在贾充反复劝阻下采纳张华、杜预之议， 以"圣武、国富民强；吴主淫虐、民忧国敝"为理由下令开战 [c:16968]。 第二个决策点是王濬水师的快速突破。 王濬以大筏先行试探铁锥， 以火炬熔断铁链， 在长江中游连续突破吴军布防， 把战争主轴从陆路推进改造成水陆并进。 第三个决策点是杜预拔江陵后的迅速南进。 杜预未待整顿即令水陆并下武昌， 避免让吴军获得收缩重组的喘息时间。 第四个决策点是吴方"以丞相赴前线"的孤注一掷。 张悌部在牛渚一带被王浑、周浚击破， 沈莹战死、张悌阵亡， 吴方失去最后的野战兵团。 此后王濬水师抵建业城下，孙皓素车白马、面缚舆榇请降。
结果与回响
其一，吴国灭亡，三国归晋， 自黄巾起兵（184）以来近百年的分裂正式终结， 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全国动员一次性完成统一"的案例。 其二，灭吴战后晋武帝立即罢州郡兵、 推行户调式与占田制， 以"承平"为基调重建社会， 但这套设计在二十年后即被八王之乱碾碎， 反映出"以军事统一掩盖政治整合不足"的隐患。 其三，王濬以异常速度抵达建业， 与王浑的功劳之争成为西晋初年朝堂的第一桩大型政治公案， 既显示了灭吴诸将的派系裂痕， 也预示了西晋集权能力的内在不足。 其四，孙皓被送至洛阳， 以"如此座位早晚等你"的传奇对话存于史册， 成为后世讨论亡国君与降君风骨的常援案例。
反事实推演
若贾充等保守派在咸宁五年阻止开战， 以"待时再发"为辞推迟一两年， 晋朝的造船与粮储优势会被进一步放大， 但孙吴若在这一两年中出现一位陆抗式的统帅 （如陆抗之子陆机、陆云的青年时期）， 长江中游防线尚可重建—— 这是吴方唯一的反败之机。 另一种反事实是吴方在咸宁五年冬即放弃江陵、收缩兵力至建业以守， 以王濬必须远涉数千里的疲师为基础打消耗战—— 从长江水文与晋军后勤来看， 此举可能将战争拖入一个不确定的春汛期， 增加晋军的损耗与变数。 历史选择了张悌死战、孙皓求降的最快崩溃路径， 把"统一"完成得既彻底又仓促， 也为西晋的短命埋下了第一颗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