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223 年的蜀汉是一台勉强运转的机器。前一年夷陵惨败抹掉了刘备亲自经营三十年的东征军本钱，黄权降魏、马良战死、镇南将军张飞遇刺已使军政骨干严重缺员；荆州在 219 年陷落之后，蜀汉的人才与税源进一步集中在益州本地与南中边鄙之间。刘备本人在永安一年间病情恶化，几乎所有可调用的政治资本都耗在与吴讲和的预备工作上。在这种"残局开盘"的语境下，太子刘禅的即位与其说是新朝开张，不如说是一次危机过渡。
主要人物
名义上的核心是十七岁的刘禅。他既没有军功，也没有刘备那种"创业气场"，但他被先帝有意地塑造成与丞相共同体的一部分——"父事丞相"四字，是托孤诏书里最具制度含义的一句话。诸葛亮作为受顾命的丞相、领益州牧、开府治事，事实上接过了所有日常决策权。第二位顾命大臣李严被授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既负责镇守长江上游、应对孙吴可能反复，也对成都形成隐性制衡。皇太后吴氏（吴懿之妹）与追尊的昭烈皇后甘氏，构成新帝身份的母系合法性来源；糜夫人虽早殁，但作为荆州元从的象征仍被列入祭祀，体现对旧部的安抚。
核心议题
这场继位的核心议题不是"谁登基"，而是"权力如何分配才能让蜀汉撑下去"。刘备的方案是双轨：行政与外交交付诸葛亮，军事与边防交付李严，二人之上仅以幼主象征国家。这种安排表面上是"二相制"，实质上把决策中枢留在成都的诸葛亮一侧——开府意味着丞相幕府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行政体系，而李严受任的"中都护"虽掌外军，却被钉死在永安。新帝随即下诏，把外交、内政、人事都交给诸葛亮处理，正式确认了这种倾斜。
政治后果
即位当年到次年，诸葛亮派邓芝出使江东、重订吴蜀盟约，使蜀汉摆脱腹背受敌的最坏情境。225 年春，他亲率大军南征，三月发兵、秋季平定南中，把蜀汉的财赋基础从单一益州拓展到南中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227 年《出师表》上奏、北驻汉中，227–234 年间五次北伐皆建立在此次继位时定下的"军政集权于相府"的格局之上。同时，李严集团被持续削弱：他先被改任为江州都督，再被迫西迁、最终于 231 年因督运失误被废为庶人。可以说，223 年五月的这次即位，不只是改元建兴，更是把蜀汉从此后十一年的运行规则一次性写定。
反事实推演
若刘备未采取"父事丞相"的极致托孤，而是让幼主真正亲政、由几位顾命大臣集议，蜀汉很可能在 224 年的吴蜀重新结盟与南中善后两件事上反复拉扯——任何一项延误，都足以把蜀汉拖入更深的内耗。反过来，如果李严被授予的不是"留镇永安"而是"参录尚书事、与丞相并署"，蜀汉的"二相制"或许真正能落实，诸葛亮独相的局面就不会形成；但这也意味着北伐这种需要高度集权的长期战略很难启动，蜀汉的对外姿态会更倾向防守。从结果看，刘禅作为"被制度化的皇帝"恰是这套权力安排能够稳定运行四十年的关键——他既没有破坏诸葛亮的体系，也没有在诸葛亮死后立刻被外戚或权臣推翻，这种"低存在感的稳定"，正是 223 年五月那次即位最被低估的政治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