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188 年的益州处在一个被低估的高压锅状态。中平元年（184）冀州黄巾主力被击破后，余部沿汉水、嘉陵江流域南下，与益州本地受苛敛而流亡的农户合流；广汉、巴郡、犍为接连出现"米贼"、"五斗米道"式的小型武装。益州刺史郤俭治蜀以贪敛闻名，对叛乱采取"以摊派征粮镇压"的逻辑，把本就崩溃的地方治理推到临界点。马相、赵祗都是绵竹一带的小豪强，本人未必信奉太平道，但他们看到了一件事：在一个连刺史名声都极差的州里，"黄巾"这个旗号本身就能在十天内召来数万人。
参与势力
叛军主力是被苛政逼到无产的本地流民，外加沿汉水南下的冀州黄巾余部；马相、赵祗以"黄巾"为旗号自任首脑，马相旋即称"天子"——这是黄巾系起事极少见的明确称帝行为，反映了他们对州一级权力真空的判断。镇压一方的真正主体并非朝廷正规军——朝廷此时正陷于洛阳的州牧改制讨论与西凉战事，无暇南顾——而是益州本地豪族：以从事贾龙为代表的本地武装，加上犍为、广汉的私兵庄园。同年八月，朝廷决议在动荡州郡复设州牧，并任宗室刘焉为益州牧入蜀，这股政治力量虽未直接参战，却深刻地决定了事变的善后走向。
关键转折
战局的第一个转折在马相称帝。当他在攻陷绵竹、雒县后立即称"天子"，反而把益州的本地豪族推到了"必须站队"的位置——一个流民称帝意味着他们的庄园、家兵、官位都将在新政权下被重新分配。原本可能持观望态度的贾龙等人于是被迫从私兵庇护转入主动镇压。第二个转折是地形与时间的错配。马相军连破三郡声势浩大，但同时也意味着兵力被分散到广汉、巴郡、犍为三处；贾龙集结的本地武装集中在犍为一线，对分散的叛军逐个反击，一月余便破其主力，马相、赵祗先后被斩。第三个转折是政治层面的同步运作：朝议在事变发生的同时通过了州牧改制，刘焉从荆州入蜀；贾龙不仅平叛，更重要的是迎奉了新主子。
镇压与结果
军事上，叛军一月余即灭，规模上看似"昙花一现"，但它造成的政治真空极大——益州刺史郤俭已死、原有官府体系瘫痪，州治绵竹被战火涂炭，朝廷在益州的统治几乎要从零开始重建。贾龙率本地豪族迎奉刘焉，等于把益州的实际控制权交给了一位有宗室身份、有政治资本的新主政者。刘焉随即将益州治从绵竹迁往成都、压制本地豪族、培植东州兵，为之后近三十年的"刘焉—刘璋父子政权"奠定基础。换言之，马相起事虽然失败，但它把益州从汉廷直辖的州一级行政区，永久性地推向了"半独立军阀化政权"的轨道。
历史回响
马相起事在三国大叙事里通常被一笔带过，但它的两个遗产很深：一是州牧改制由此被实证有效——刘焉入蜀成功镇住局面，使州牧制在长江以南各州陆续推广，间接催生了刘表治荆州、陶谦治徐州、孙坚父子据吴的多极格局；二是益州本地豪族"以私兵自保、以迎奉新主换政治筹码"的模式在贾龙身上首次成熟，这种模式后来又被反复使用：法正、张松迎刘备入蜀，谯周劝刘禅降魏，背后都是同一种"豪族选择主公"的政治直觉。从某种意义上说，188 年绵竹的一场地方民变，提前预演了三国时代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全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