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自建安二十年（215）逍遥津之战起，合肥就是曹魏淮南防线的命门。东吴每次北伐，几乎都要在合肥城下兜一圈。问题在于：旧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吴军以水军优势抵近便可围攻，而魏军的步骑救援要长途跋涉。满宠在多年防守经验中看到了这一结构性弱点——合肥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攻防战中天然处于不利一方 [c:17248]。 到青龙元年（233），孙权称帝、吴魏边境压力骤增，满宠认为有必要彻底重构这条防线，于是上疏建议在合肥西三十里"奇险可依"的高地另立新城。
主要人物
满宠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是此议的发起人。他的逻辑是：把吴军从其擅长的水战环境中拖出来，逼迫他们要么深入陆地决战、要么在水陆之间长时间犹豫，从而打破合肥被反复围困的循环。 护军将军蒋济在朝中提出强烈反对，理由是政治姿态：移城是"示弱于天下"，让敌人未攻而我自拔，会助长其气焰、损害士气，进而导致淮北全线被动 [c:17248]。这是典型的"形势学派"立场——城池的政治符号意义高于战术利益。 尚书赵咨则站在满宠一边，认为兵法本就是"诡道"，能而示之以弱、利而诱之，正是兵家正理。明帝曹叡最终采纳了满宠和赵咨的方案。
核心议题
这场争论的实质，是防御工事的政治价值与战术价值之争。蒋济看到的是"放弃旧城等于承认敌强我弱"的政治信号；满宠看到的是"旧城在水边、敌人随时可围"的战术陷阱。满宠在重表中引用孙子"能而示之以弱"，把蒋济担心的"示弱"反转为主动的诱敌战术。这是少有的、由前线指挥官在朝堂论辩中取胜的案例——通常情况下，远离前线的中央官僚会以政治姿态压倒战术理性。 曹叡最终拍板支持满宠，反映出他对前线判断的尊重，也反映出曹魏在淮南方向的战略已经从"前进威慑"转向"以逸待劳"。
政治后果
新城筑成的第一个验证就来得很快。同年孙权亲率大军欲围新城，但发现新城远水，舟船无法直抵城下，"积二十日不敢下船" [c:17248]。这二十天的犹豫期是关键的战略红利：吴军离开了水路依托，士气和后勤都开始动摇。满宠抓住这个机会，预设六千步骑伏兵，待孙权终于决心上岸"耀兵"示威时突起反击，斩首数百。从此以后，吴军每次北伐合肥都要面对同一道难题：要么放弃水军优势深入陆地、要么望城兴叹。 长期来看，合肥新城成为曹魏淮南防线的支点，直到诸葛恪东兴之役（252）、毋丘俭文钦之乱（255）才再次成为东吴或叛军的争夺焦点。满宠也由此成为曹魏后期最受倚重的方面大员之一。
反事实推演
如果蒋济的反对意见占上风、旧城原地不动呢？结果可能有两层：第一，孙权次年（青龙二年）的大规模北伐很可能在旧城下取得局部突破，至少在器具焚毁前已经形成围困态势；第二，曹叡亲征的政治压力也会减弱，因为旧城本身就是"可以围攻"的存在，而新城的"久攻不下"才让魏帝亲征显得有充分的威慑价值。 另一种反事实是：如果新城修建得更远、更深入腹地，吴军干脆不来攻打，转而绕道袭扰寿春一带，结果可能更糟——前沿失去了"诱饵"功能。满宠选择"西移三十里"而非更远，恰恰是把"诱敌价值"和"地理险要"做了精确平衡。这也是为何后人评价满宠"知合肥若知掌纹"——他对这片区域的地形与吴军行为模式的理解，是经过逍遥津以来近二十年的实战沉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