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甘露五年（260）的这场出兵，是曹魏皇帝面对权臣最后一次主动出击。曹 髦即位于254年，时年十四岁，是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后挑选的接班人。司马 师本以为这位少年天子年幼好控制，但曹髦在六年间逐渐显露出非凡的政 治判断力——史书称其"才同陈思，武类太祖"。255年司马师病死，司马昭 继位大将军，对皇权的压制更甚一筹。曹髦在私下场合多次抱怨"司马昭之 心，路人皆知"，这句话本身就预示了260年五月的爆发：一个明知必败仍 要主动出击的少年皇帝，与一个早已布置好接收方案的权臣集团之间的最 终对决。
对话经过
甘露五年五月，曹髦下定决心后，命护卫焦伯紧急聚集殿中宿卫与苍头官 童共三百余人，自己仗剑登辇，呵叱左右径出南阙 [c:17080]。这一动作 的关键在于"亲征"姿态——皇帝亲自挂剑、亲自登车，意在以皇权的最高 象征逼出宫廷内可能的同情者。然而真正出现在车前的不是支援者，而是 尚书王经。王经伏在辇前痛哭力谏，给出的判断极为清醒："今陛下领数 百人伐昭，是驱羊而入虎口耳，空死无益" [c:17080]。他随即补充道， 自己并非贪生怕死，而是从战略可行性出发认为此举不可行。曹髦的回应 斩钉截铁——"吾军已行，卿无阻当"，遂望龙门方向继续推进 [c:17080]。 这段简短对话浓缩了帝制中国"道义与现实"的最尖锐冲突：王经代表的 是务实理性，曹髦代表的是名义合法性。两人都看清了结局，却作出了 截然不同的选择。
决策结果
曹髦车驾未能走到龙门，便在宫城南阙之外遭遇贾充率领的禁军拦截。贾 充作为司马昭的核心心腹，事前已得到指示"事急则当机立断"。其麾下太 子舍人成济在贾充的明示下，挺戈直前刺杀曹髦于车下，成倅紧随其后。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皇帝当街被臣下弑杀"案例，事件本身就突破了所 有政治禁忌。司马昭闻讯后在公开层面表演出震惊与悲痛，迫使成济成倅 兄弟成为替罪羊被诛三族，但贾充与司马昭本人毫发无损。王经因事前已 知情，事后被司马昭一并诛杀，连同其母。
历史影响
此事在曹魏政治史与中国政治伦理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第一，它彻底摧 毁了曹魏皇位的神圣性——一个明确的天子在自己的宫门口被自己的禁军 当街杀害，且凶手仅以中下级军官顶罪，这意味着皇权已经不再是任何 人需要敬畏的对象。第二，它加速了禅代进程——五年后司马炎接受曹奂 禅让，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宗室或外朝的实质性抵抗，曹髦之死客观上"清 空"了反对派的最后心理底牌。第三，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曹髦的选择被 后世史家长期讨论——他明知必败仍主动出击，这一行为既被视作"以身 殉国"的悲壮范本，也被视作"鲁莽不智"的负面教材。文天祥在《正气 歌》中以"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列举忠烈，曹髦虽未被直接列入， 但其"宁死不屈"的精神底色与之同源。最后，对司马氏而言，弑君这一 污点成为西晋立国后始终未能彻底洗清的政治原罪，长期影响晋朝的合法 性叙事，到永嘉之乱后更被反复重提，成为东晋"中兴"叙事中的隐性结 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