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情境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魏国体制已基本就位：他先后受封魏公（213）、魏王（216），建立魏国宗庙社稷，名义上仍尊汉献帝，实际上把魏王国从汉廷之中切割出来，仅差一个"代汉"的仪式动作。曹操选择死前不取此一步，把代汉的政治成本与道义争议留给继承人。这种"前置制度、后置仪式"的策略，是中国古代权臣过渡到开国之主时最具技巧性的一种安排——它既避免了在世时背负"篡汉"恶名，又确保身后家族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名义转换。
遗言或遗命
曹操遗令的核心是"薄葬"：墓址定在邺城西岗、不封不树、不藏金玉、敛以时服、有司勿改。这一安排在汉代厚葬传统中显得极不寻常——西汉帝陵动辄陪葬大量珍宝、陶俑、玉器，东汉相沿，至曹操一代彻底掉头。其原因可分两层：浅层是防盗，曹操亲眼见过董卓掘东汉皇陵以充军费，知道华丽的陵寝是后世动乱中最容易招祸的标的；深层是政治节俭，他通过低规格丧葬表明自己始终以"汉相"自饬，与同时期"九锡""魏公""魏王"层层加身的实质突破之间，留下一道形式上的礼制缓冲。这一遗命也直接定型了魏晋皇室"薄葬"传统，是中国丧葬史上的转折点。
身后事
曹操死后，太子曹丕在邺城嗣位为魏王、丞相，是年改元延康；同年十月，曹丕在繁阳受禅称帝，改元黄初，建立曹魏，把曹操晚年"前置制度"的设计在十个月内完整兑现。这一过渡之快、争议之少，恰恰是曹操生前长期布置的结果——魏国官制完备、宗庙已立、军政班底稳固，曹丕在父亲死后只需完成"汉禅—魏受"的程序性环节。但代汉过程同时伴随一系列政治震荡：汉献帝降为山阳公；荀彧之后另一批汉室忠臣或避世或被边缘化；曹植被迫返回封地，被限制行动。曹操的死，因此既是一位个人的告别，也是一次政权类型的转化节点。2009年考古确认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为曹操高陵，墓中文物与遗骨规格与遗令所述薄葬相符，为这段历史叙事提供了实物证据。
历史评价
对曹操之死的评价始终在两极之间摆动。陈寿在三国志中用"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概括他一生，承认其文治武功；裴松之注则记录大量同时代毁誉参半的评议；演义则放大其奸雄一面，把他塑造为权谋与残忍的复合体。但围绕"薨葬高陵"这一具体事件，后世评价相对一致：薄葬遗令展现了曹操在生命终局上的政治理性与历史前瞻，与他生前张扬的权力扩张形成鲜明对比；曹丕代汉的迅速完成，则证明这位权臣对身后政治过渡的设计能力远超同时代任何竞争者。从历史进程看，曹操之死结束了汉末从黄巾起义到群雄混战的旧时代，开启了三国鼎立的新格局——他不是这条新轨道的乘客，而是为下一段时空奠定基础的施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