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背景
黄初三年（222）夏， 夷陵之战结束、刘备退回白帝城， 孙权对蜀汉的西线压力骤减， 与曹魏的"称藩"关系也因孙权拒绝送子入朝而破裂。 曹丕抓住这一节点， 发动其在位期间最大规模的一次南征—— 以三路伐吴对孙权施加最大压力。 广陵之役是东线主轴， 由曹丕亲征，以舟师沿淮入广陵， 欲在江北聚兵后渡江南下 [c:16976]。 这是父事件"三路伐吴"的子事件之一， 也是曹丕作为新朝帝王第一次以"亲征"姿态出现在战场—— 其政治意图与军事意图同等重要： 一方面要证明新朝有能力实现父辈未竟的统一大业， 另一方面也要在朝堂内部强化"开国之君"形象。
双方部署
魏方动员舟师并以曹真为先锋陈兵江岸， 张辽、徐晃、文聘等宿将随行， 曹丕本人以龙舟为旗舰、 建龙凤日月五色旌旗、銮仪簇拥， 在视觉上把"天子亲征"的仪式做到极致 [c:16976]。 谋臣刘晔、蒋济随驾参谋。 吴方主将是徐盛。 徐盛的核心策略是"以虚示实"—— 沿江搭建疑兵： 从石头城起至江乘， 布列假城与假营寨， 虚立旌旗，遮蔽真实兵力部署， 以视觉规模震慑魏军 [c:16976]。 与此同时， 在魏军归途的淮河沿岸预先在芦苇中灌注鱼油， 作为火攻伏击的准备 [c:16977]。 丁奉、孙韶分别统兵 在淮河南岸与江北侧翼待机， 形成"诱敌入境、断敌归路"的钳形布置。
关键决策点
第一个决策点是曹丕的"渡江与否"。 他从龙舟上遥望江南而不见一人， 谋臣刘晔、蒋济建议"待三五日看其动静"， 曹丕从之 [c:16976]。 这一谨慎决策表面上避免了贸然渡江的灾难， 实际上把战略主动权交给了孙权—— 魏军失去了打开江南门户的时间窗口。 第二个决策点是徐盛的疑兵布置。 以一夜之间搭建数百里假城的工程能力 并不是简单的视觉欺骗， 而是一次精心计算的心理战， 使曹丕"假亦疑真"， 造成"江北兵气未消、江南布防严密"的整体印象。 第三个决策点是丁奉的火攻伏击。 当魏军决定退兵北返时， 丁奉、孙韶在淮河中放火， 顺风而下的火势截住龙舟、 曹丕被迫弃龙舟登小船、再上岸登马， 张辽中流矢、徐晃护驾， 魏军损失惨重 [c:16977]。 这是本役从"对峙退兵" 转为"惨败溃退"的决定性转折。
结果与回响
其一，曹丕本人的政治形象遭受重大打击。 亲征而不得渡江、归途又遇火攻， 这与他在洛阳宫廷上塑造的"舜禹之事"君主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此后曹丕再未亲征。 其二，张辽之死是魏国前期五子良将凋零的最显眼一笔。 张辽自合肥之战立威以来一直是淮南防线的核心， 其箭疮迸裂而亡 [c:16977] 使得魏国东线统帅出现真空， 此后由满宠、田豫等接班。 其三，吴国通过本役一举确立了 "陆口—濡须—广陵"长江防线的可靠性—— 长江天险的实战价值在此被反复验证， 此后近六十年中， 魏晋始终未能突破这条防线， 直到太康元年（280）王濬水师顺流而下方告打破。 其四，曹丕的南征受挫直接影响了三国格局的稳定—— 此役之后魏国在战略上转入守势， 把更多资源投放在西线对蜀汉的防御上， 孙权得以在江南安心进行"称帝"准备（黄龙元年/229）。
反事实推演
若曹丕在抵达广陵时即决意渡江而不待动静， 在徐盛真实部署尚未完成的时间点强行渡江， 其结局有两种可能： 一是凭借舟师规模与张辽、徐晃等宿将正面突破吴军江防， 迫使孙权放弃江北外围据点； 二是被吴方"以逸待劳"在江南腹地围歼， 这一可能性更高。 历史上曹丕选择了观望， 这一决定从军事上无大错， 但失去了利用"夷陵刚结束、吴军未及整顿" 的战略时间差。 另一种反事实是曹丕选择更稳健的"先建水师再发兵"路径， 以两三年时间建造适应长江水文的战舰， 仿效后来王濬在益州造船的模式—— 这条路在政治上需要他放弃"开国即统一"的急迫心态， 以曹丕的执政性格而言并不现实。 广陵之役因此成为曹魏"未完成的统一" 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失败实操， 也为后世史家长期讨论 "速胜不可得、徐图终成"的统一战略提供了基准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