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孙吴自赤乌四年（241）太子孙登去世后，进入了储位真空期。次年（242）孙权立三子孙和为太子， 数月后又封四子孙霸为鲁王，并在礼仪、待遇、属吏配置上对孙霸近乎太子规格—— 这等于公开向群臣释放"可以选边"的信号。孙霸由此萌生夺嫡之心，与孙和渐成水火。 接下来八年（242–250）的"二宫之争"，把孙吴朝廷彻底切割为太子党和鲁王党： 陆逊、顾谭、朱据、吾粲等支持太子；步骘、吕岱、全琮、吕据等附鲁王。 双方互相攻讦，孙权年迈多疑、左右摇摆，最终在赤乌十三年（250）作出一刀切的处置—— 把双方头目同时清除，立年幼的幼子孙亮为继承人 [c:16886]。
主要人物
孙权此时年近七十，距其去世只剩两年。其晚年决策风格已显著恶化，与早年灵活务实的形象判若两人。 太子孙和勤政有礼、文治倾向较强，被陆逊为首的儒臣派寄予厚望。鲁王孙霸则以"宠"自重， 联结北来士族与一部分军功旧家，势力膨胀。孙亮当时才八岁左右，是孙权宠妃潘氏所生， 被作为"非两派"的折中人选推上储位。陆逊作为孙吴最高军事将领、上大将军，在二宫之争中 多次密书谏阻孙权，最终在赤乌八年（245）被孙权连续遣使切责，忧愤而死—— 陆逊之死是这场党争最沉重的代价之一。
核心议题
本事件的政治学问题是：当君主对两派均失去信任时，"两头斩"是否是稳定的解决方案？ 孙权的算盘是：废和保证太子党无法翻盘，赐死霸断绝鲁王党的物理基础，再立年幼之主 让两派都无所依附——表面上是"权力归零、重新洗牌"。 但这种处置忽视了两个关键事实：一是参与党争的官员家族已盘根错节， 仅靠诛戮孙霸一人无法清除背后的士族网络；二是新立的孙亮过于年幼， 必然需要强势辅政——这就把权力真空从皇室转移到了辅政者身上， 也就埋下了诸葛恪、孙峻、孙綝相继专政的种子。
政治后果
250 年事件之后，吴国政局发生四重连锁反应。第一重是人才大规模流失： 二宫之争前后获罪、被杀、被流放的重臣不下数十人，陆逊一死，孙吴最高军事统帅 从此再无能匹敌者；顾谭、吾粲、张休等也相继死于狱中或流所。 第二重是士族信任崩塌：江东大族（顾、陆、朱、张）原本是孙吴政权的核心支柱， 二宫之争把他们逼到要么沉默自保、要么党争站队的两难境地。 第三重是辅政体制畸形：孙权临死时托孤给诸葛恪、孙弘等人，但诸葛恪 252 年才上位 就在东兴大捷后骄横自大、引发政变被孙峻所杀，孙峻继之专权、孙綝继之废帝—— 这一串混乱直接源自孙亮的幼弱与缺乏稳定后台。 第四重是国家战略停滞：二宫之争耗尽了孙吴中后期的政治资本，对蜀联盟、北伐曹魏 等议题被搁置，孙吴从此进入战略守势，再无主动出击的能力。
反事实推演
设若孙权当年立孙登幼子或宗室长辈为太子、不让孙霸与孙和并礼， 二宫之争根本不会发生；孙吴可能以更平稳的姿态完成代际交接，陆逊得以留任、 江东大族继续为新政权效忠。再设若孙权在二宫之争中早期就果断保孙和、废孙霸—— 虽会暂时得罪鲁王党，但能保住一个有治国能力的成年储君，孙亮幼弱、辅政混乱 的局面亦可避免。再设若孙权选择保孙霸、废孙和——结果可能不会更好，但至少 储位之争不会延续八年之久。三种反事实指向同一结论：二宫之争的根源是 孙权晚年的判断失能，而 250 年的"两头斩"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把问题 打包推给了下一代。后世史家如裴松之、司马光普遍把这次清洗视为 孙吴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与曹魏高平陵之变、蜀汉夷陵之败并列为三国后期 三大政治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