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孙权去世前以诸葛恪为首席辅政，本意是用一位"名将之后 + 战功新锐"来稳住身后局面， 压住宗室孙峻、孙弘与文官滕胤、吕据之间的张力。然而诸葛恪即位辅政之初虽以东兴一役大破魏军树威， 随即过度膨胀，于建兴二年春征发二十万大军北伐围合肥新城，结果遭遇魏军坚守与军中大疫， "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不得不引军还吴 [c:16714]。这场惨败把诸葛恪在江东的政治资本几乎抽空。 与此同时，他归朝后并未自我节制，反而进一步集中权力、调整宿卫——夺孙峻所掌御林军—— 并对老臣多加排斥，这就把那些原本只是不满的人推到了不得不动手的位置。
主要人物
孙峻是孙坚弟孙静的曾孙、孙恭之子，年轻一辈宗室，孙权生前命其掌御林军马，因此具有政变所需的 最关键资源——宫禁武力。太常滕胤与诸葛恪本有旧怨，他在演义叙事中向孙峻进言，称 "诸葛恪专权恣虐，殺害公卿，將有不臣之心"，从舆论上为政变制造合法性 [c:16715]。 少主孙亮十岁登基，此时不过十二岁上下，名义上是政变的发动者——置酒诱杀—— 实则是被宗室与近臣借用的傀儡，演义甚至安排他主动表达"朕见此人，亦甚恐怖" [c:16715]， 使政变拥有皇帝亲自授权的外观。被杀的诸葛恪此前曾以东兴一役名重江东， 此刻却因新城之败和强夺禁军、独断专行而众叛亲离。
核心议题
这场政变在政治史上凝聚了三个议题。其一是"军事失败如何转化为政治死亡"： 诸葛恪并非因为新城之役直接被罢免，但败绩使他丧失了对抗政敌所必需的舆论与士气基础， 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才能顺势构陷 [c:16714]。其二是"宿卫控制权的决定性"： 整场政变的物理基础是孙峻掌御林军，能在殿堂"伏兵"，这暴露出东吴禁卫制度没有任何外朝 制衡机制。其三是"宗室在辅政体系中的位置"：孙权安排孙峻入辅政班子是为了制衡文官， 最终却让宗室借宫禁武力一举吞并文官集团的权力，为五年宗室专权打开了大门。
政治后果
政变直接产物有三：一是孙峻当日即拜丞相、封富春侯，权柄尽归宗室； 二是诸葛瑾一支（包括诸葛恪长子诸葛绰、次子诸葛竦、幼子诸葛建）随后被诛或流亡， 江东由诸葛瑾建立的政治家系在两代之内被连根拔起；三是滕胤虽因参与政变一度居高位， 但很快在孙峻死后被孙綝清算，吕据等淮南将领也连带遭祸，整个反诸葛恪联盟在三年之内 自我吞噬。更长远的影响是"以宿卫诛执政"的范式被反复使用：孙綝后来废孙亮、立孙休， 孙休再以同样手法诱杀孙綝，吴国宫廷政治进入连环弑杀的恶性循环。
反事实推演
如果诸葛恪在新城兵败后立即上表自贬、交还部分权力以平息民怨，孙峻即便在禁军中占有优势，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凑齐"民怨 + 朝臣 + 皇帝意旨"三重合法性来发动诛杀，最坏结果不过是 被剥夺辅政地位、回归一州都督。如果孙权在临终前没有把御林军交给孙峻而是交给某位 非宗室老将（例如丁奉式的资深将领），则即便诸葛恪政治上孤立，孙峻也缺少发动政变的工具， 权力交接更可能走向"诸葛恪被罢、滕胤接任执政"的文官内部更替。无论哪种岔路， 东吴都能避免随后五年的宗室专权深渊，吴国的军事与外交节奏会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