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卒于洛阳。表面上这只是魏王故去、太子接班，但实际处境异常凶险。其一，曹操生前虽已立曹丕为太子，但储位之争留下的伤痕仍在——曹植、曹彰各有支持者，特别是曹彰一脉手握重兵、又长期镇守边塞；其二，洛阳此时是临时驻军之地而非曹氏根基所在，根基在邺城；其三，更现实的危险来自洛阳军中——长期劳役、瘟疫流行、士气低落，军心已现散乱迹象 [c:16574]。在这种情境下，"主君猝死"很容易引发军变或政变。
主要人物
事件的关键人物不是曹操，而是贾逵。贾逵此前已是太祖丞相主簿、谏议大夫，与夏侯尚共掌军计。他在曹操生前因"不畏死谏"建立的声誉，恰恰在此时变成可信赖的执行力。被动一方是鄢陵侯曹彰——曹操诸子中以勇武著称的边将，从长安回奔洛阳奔丧时直接询问玺绶所在，是对储君地位的实质性试探 [c:16574]。在邺城的曹丕一开始并不在洛阳，只能依赖洛阳现场的处置来确保不出乱子。
核心议题
典丧事的核心争论是两点。第一，发丧还是秘丧？群臣的主流意见是"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即先封锁消息再说。贾逵反对，认为消息根本封不住，强行隐瞒只会加剧猜忌、激起谣言；不如立即公开发丧、把混乱关在合法的礼仪程序里 [c:16574]。第二，对自行离营的青州军是讨还是抚？群臣主张严惩以儆效尤，贾逵则提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为青州军开长檄、令地方按制供给粮食，让兵不至于变成乱兵 [c:16574]。这两个判断都属于"政治时刻特别需要的反直觉处理"，难度比单纯的礼法计算高得多。
政治后果
这一系列处置的实际后果在十几天内全部展开。第一，洛阳军中没有发生大规模哗变，丧仪在原计划内完成；第二，自行离营的青州军被合法地安置回乡，未引发更大动乱；第三，贾逵以"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挡住了曹彰对玺绶的索取，等于在没有兵力对抗的情况下用礼制堵住了潜在的兵变接口 [c:16574]；第四，他奉曹操梓宫回邺，让政权交接在曹丕的根据地完成——这意味着继承程序从洛阳的"出殡"转移到邺城的"嗣立"，把不确定性大幅度压缩。曹丕即位后，贾逵以这次典丧事的功劳得到擢用，长期负责豫州与对吴防务，直至景初年间。
反事实推演
若贾逵当时主张秘不发丧，结局极可能是相反——洛阳军中流言四起、青州军成为带头哗变者、各地兵营接连骚动；曹彰一旦在邺城信息真空中独自抵达洛阳并取走玺绶，则继承程序可能以兵威而非礼法决定，曹丕的合法性大打折扣。即使曹丕最终上位，曹魏初期的政治稳定也会因此付出更大代价。换一个角度说，曹魏代汉之所以在220年下半年顺利完成（曹丕禅代、改建安二十五年为黄初元年），与贾逵在曹操猝死后的几天里所做的"低声但精确"的处置直接相关。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史家把"贾逵典丧事"作为魏初政权延续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来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