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背景
236年的孙吴正处于"称帝后第二个十年"的扩张焦虑期。孙权先后多次北征合肥都以失败收场， 江北寸土未得，对一个已经称帝的政权来说政治成本极高。 陆逊与诸葛瑾此次西线进攻襄阳，本质上是合肥屡攻不下后的战略侧向迂回， 企图以荆州方向的压力，迫使魏国分摊兵力，至少在政治上向境内外宣示孙吴并未"南面而怠"。 魏方的襄阳由都督江夏、新城等地的统帅坐镇，是连接淮南与汉中两大战区的枢纽。 此时曹魏明帝当国，西有诸葛亮已逝后的余威，北有公孙渊的挑衅，南线虽不容失，但兵力分配也极有限。
双方部署
吴方采用"主帅分担+水陆并进"模式。陆逊以荆州牧、上大将军身份总督全军， 自江夏沿汉水推进，诸葛瑾以大将军节度水军，舟师沿沔水北上，形成钳形态势。 陆逊治军素以"养锐持重"著称，其前期部署重在隐蔽意图，连军内文书往来都派遣亲信暗中携带。 魏方主帅是都督荆豫诸军事的胡质（或其前任，史书细节略异）； 襄阳城墙坚厚，加之沔水水位逐渐下降——这是诸葛瑾撤军建议的实际理由， 舟师机动空间随枯水期临近而急剧收窄。
关键决策点
这场战役没有大规模兵戎相接，胜负完全悬于一次心理博弈。 关键节点是陆逊所派传送军情的韩扁在沔中被魏军游骑捕获—— 这意味着吴军兵力部署、补给情况、撤退意图可能全部为敌方所知。 诸葛瑾在收到失泄信息后立即写信主张趁早撤军；陆逊却把握住了一个关键判断： 敌军即便已得情报，也未必敢主动出击，因为他们同样畏惧陆逊用兵的不可预测性。 于是他选择反其道行之——在军中种植葑豆、下棋射箭，营造毫无撤意的悠然氛围。 这种"反向心理战"的效果是双重的：对内稳定军心，避免诸葛瑾舟师在压力下仓促拔锚； 对外向敌方传递"陆逊另有谋划"的信号，迫使魏军选择保守应对。 随后他与诸葛瑾秘议，定下"以陆逊主力佯攻襄阳、瑾军先期下行"的轮替撤退方案。
结果与回响
吴军全师而退、未损一兵一卒，这在屡屡受挫的孙吴北伐史上属罕见战例。 从战术层面看，陆逊把"未战而屈人之兵"的兵法原则用到了撤退之中， 把可能成为一场覆军之祸的失泄事件，化解为一次几乎无损的全身而退； 从战略层面看，此战进一步巩固了陆逊在孙吴军政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他随后被授予丞相之职，与诸葛瑾共同主导孙吴中后期的对魏政策。 对魏国而言，此战虽然没有实际战果，但暴露了其情报捕获后的反应迟缓和保守倾向， 此后曹爽、司马懿主政时期都对荆襄方向加强了战备。
反事实推演
若陆逊采纳诸葛瑾建议立即撤军，魏军一旦确认吴军溃退意图， 极可能以游骑追击，吴军在沔水枯水期前后的舟船机动将受重创，可能折损主力将领与万余兵员。 反之，若陆逊冒进发起强攻襄阳，则会陷入孙吴版本的"合肥困境"—— 攻城受挫加暑期疾病，进退两难，甚至重演吕蒙夺荆后吴军在远离本土作战中的疲态。 陆逊选择的"佯攻而后撤"是介于两端的最优解， 这一决策也成为后世兵家研究"撤退艺术"时必引的范例。 从更宏观层面看，此战之后，孙吴对魏国的战略主动权事实上转入守势， 对襄阳-樊城一线的攻势再未达到此次规模，直至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