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南中叛乱的根本起因是夷陵之败后蜀汉国势剧降、外部威慑力崩溃所引发的边境真空。建安二十六年（221）刘备称帝，次年东征即遭陆逊火攻而大败，元气大伤；章武三年（223）刘备病逝于白帝城，刘禅以十六岁继位，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辅政。这是蜀汉政权立国以来最脆弱的时刻：北面曹魏虎视、东面与吴新仇未解、内部南中四郡远离成都直接控制，长期依赖刘璋时代沿袭下来的「羁縻」式统治结构。南中本地的大姓豪族——以建宁雍闿、越巂高定、牂柯朱褒为代表——观察到中央衰势，加上孙权遥相策动，遂分别起兵 [c:16424]。雍闿先杀建宁太守正昂、扣留蜀汉派遣的太守张裔送往孙权，正式与蜀汉决裂；这是叛乱明面的导火索，但更深的结构性原因是南中豪族多年来对汉化进程与赋税征发的不满。
参与势力
叛乱阵营是一个「汉人大姓 + 南夷部族」的复合体。汉人豪族方面以雍闿为政治领袖——他本是建宁本地世家，借孙权封号自署「永昌太守」，意图把整个滇东南纳入吴蜀缓冲带；高定占据越巂，朱褒占据牂柯，各自割据一郡 [c:16424]。南夷部族方面，以孟获为代表的彝族（演义称「南蛮」）首领接受雍闿动员，提供山地兵员与地理优势。演义把孟获形象戏剧化为一位英勇而桀骜的部落领袖，并安排其前锋鄂焕「身长九尺、使方天戟、有万夫不当之勇」 [c:16424]——这是典型的小说英雄化笔法。蜀汉方面，诸葛亮亲自挂帅，参军马谡、王平、马忠、李恢、吕凯等随征，分兵三路：东路马忠击朱褒、西路李恢击雍闿、诸葛亮亲领中路击高定。
关键转折
战役的关键转折在「先除高定、再破雍闿、最后服孟获」的次序选择。诸葛亮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方略，意在收服而非屠戮。第一阶段，蜀军在中路连破高定先锋鄂焕，鄂焕被擒后转而助蜀诱杀雍闿——这是叛军阵营自相分裂的第一道裂缝。第二阶段，雍闿在内讧中死，南中汉人豪族势力实质瓦解，孟获成为唯一仍在抵抗的领导者。第三阶段就是著名的「七擒七纵」：诸葛亮反复擒纵孟获，目的不是军事胜利（早已锁定），而是在南中各部落中建立「服心」的政治效果。这一连串决策体现了诸葛亮的政治远见——他清楚一次性的军事压服难以维系，必须把投降转化为部落领袖的主动归附，才能换取战后长期稳定。
镇压与结果
到建兴三年（225）秋，叛乱全面平定。诸葛亮在战后做了三件结构性安排：第一，重新划分行政区，把原四郡拆分为建宁、云南、永昌、牂柯、越巂、兴古、朱提七郡，削弱单个豪族据郡为乱的可能；第二，「即其渠帅而用之」，让孟获等部落首领进入蜀汉官僚体系，承担实际治理责任，而不是派遣大批汉人流官；第三，组建「飞军」——以南中夷人为主体的精锐部队，每年作为劳役与兵员供给纳入蜀汉军制。结果是南中此后约十五年保持相对稳定，为诸葛亮北伐提供后方资源与兵源支持，这是「南中平定 → 北伐启动」战略链条的关键一环。
历史回响
从制度史角度，南中叛乱及其平定是中国南方治理史上的一次重要尝试。「攻心为上、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模式既不同于秦汉「郡县直辖」，也不同于后世「土司羁縻」的极端形态，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分郡化 + 间接统治 + 经济整合」的混合方案。这一模式对后世西南治理（尤其是唐宋羁縻州、明清土司）有深远启发。文化层面，孟获形象通过《三国演义》成为中国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早期想象原型——既「桀骜不驯」又「可被感化」，这种叙事既有正面价值（强调民族和解），也有刻板化局限（夷夏二元、英雄个人化）。从蜀汉自身命运看，南中平定为诸葛亮赢得三年休养期，使他得以在建兴五年（227）上《出师表》启动北伐——若南中未平，北伐根本无法启动，蜀汉的命运轨迹将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