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背景
从现代战史的视角看，刘备东征是一场典型的「情绪驱动型战略选择」。蜀汉的真正战略对手始终是占据中原九州的曹魏，《隆中对》设计的两路出击——荆州一路出宛、洛，益州一路出秦川——是蜀汉唯一可能撼动曹魏的剧本。而孙吴在战略上则是必须维持的盟友，否则蜀汉将单独承受曹魏全部压力。然而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失利、荆州陷落、关羽被害，把刘备推到了一个个人情感与国家利益严重冲突的十字路口。演义中赵云的劝谏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一矛盾：「汉贼之雠，公也；兄弟之雠，私也」，主张「以天下为重」 [c:16301]。但刘备视桃园誓约重于国家战略，最终选择了私义压倒公义的路径。
双方部署
蜀汉一方动员了几乎全部能调动的野战兵力，号称七十余万（演义夸张数字），实际推算应在四到五万之间，主力沿长江三峡顺流而下，进入夷陵—猇亭一线，张苞、关兴为前部，冯习、张南为左右督，马良随军参谋南夷武陵蛮 [c:16302]。诸葛亮被留在成都坐镇后方，赵云则被派督江州为后援——这一安排已暴露问题：蜀汉最具大局观的两位关键人物都没有上前线。东吴一方在初期主动后撤，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统朱然、潘璋、宋谦、徐盛、丁奉等将，凭借长江下游地利和山地险阻，在夷陵一线扎稳脚跟，主动放弃巴东、秭归数百里，把战线拉到自己最有利的位置。
关键决策点
第一个关键决策点是出兵前的战略选择。刘备拒绝了「先北后东」的建议，把战略次序倒置，使蜀汉陷入两面作战的潜在风险 [c:16301]。第二个决策点是战场态势恶化后的「连营」选择。蜀军推进至夷陵后因暑热难当，刘备命各营移入山林、依溪傍涧扎下七百里连营，这一布置在水军支援、机动性、防火三方面皆成隐患，被陆逊精准捕捉。第三个决策点是张飞之死后的指挥结构破洞。演义记张飞在出征前被部将范疆、张达所杀，刘备失去了最具战斗号召力的副手；与张飞同期完成的桃园三结义至此彻底破碎，刘备亲征的情感动力反而加倍燃烧 [c:16302]，理性判断被进一步压制。
结果与回响
陆逊在天时、地利、人和全部成熟后发起火攻，蜀军七百里连营尽焚，冯习、张南、傅彤、马良等大批将佐战死，刘备败退白帝城，蜀汉精锐几乎一战耗尽。这场战役的回响远超战术层面。其一，蜀汉从此再无主动进攻能力，《隆中对》两路出击战略宣告破产，诸葛亮日后六出祁山只是「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政治姿态。其二，关羽—张飞—刘备三人接踵而亡，桃园第一代彻底退场，蜀汉进入「后主时代」，权力中心由情谊政治转为孔明式的官僚政治。其三，孙刘联盟在表面破裂后被迫重建，但裂痕永存，三国格局正式定型为「魏强、吴蜀两弱抱团」的结构，此后四十年再无大变。
反事实推演
若刘备听从赵云之议，先发兵汉中、出兵关陇，会有怎样的不同？最乐观的推演是：蜀汉趁曹丕称帝伊始、关中守备未稳、张鲁旧地未固之机奇袭长安，即便不能拿下，也能在关中获得纵深；同时维持孙刘联盟，由孙权牵制曹魏荆州，蜀汉可能多保住三到五万野战军力，诸葛亮北伐的起点会高得多。更保守的推演是：即便北伐失利，损失也不会像夷陵那样集中而毁灭性——汉中作战可分批用兵、便于撤退，而夷陵决战一败即倾国。最现实的推演是：刘备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做这种取舍，这场东征几乎是宿命性的。理解这点，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只字不提刘备的战略错误，而是把蜀汉的困局完全归因于「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他必须替这位老主公保留最后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