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建兴七年（229）四月，孙权在武昌正式称帝，国号吴，改元黄龙。 这一举动在三国格局中具有划时代意义：自此中国境内同时存在三个 自称正统的皇帝——曹魏在中原、蜀汉在益州、孙吴在江东。对蜀汉 而言，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外交课题：蜀汉立国以"汉室正朔"为旗 号，理论上不应承认任何其他政权的帝号；但孙吴是蜀汉抗衡曹魏 的唯一战略伙伴，否认其帝号即等于断绝同盟。诸葛亮在朝议中果 断选择"现实优先"立场——派卫尉陈震携国书出使武昌，正式承认 孙权的帝位，并就此机会订立全面盟约。
誓约内容
陈震在武昌与吴方代表反复磋商后达成的盟约，是中国古代外交史 上极具特色的一份文书。其核心条款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平等承认 两个帝号——明确"汉吴二主，同心一统"，双方互不进犯、互不收容 对方叛臣；第二层是预先瓜分未来征服曹魏所得的中原疆土——以 函谷关为界，徐州、豫州、青州、幽州划归吴，兖州、冀州、并州、 凉州划归蜀，司州（洛阳所在）以函谷关划分东西归两国共有；第 三层是军事协同条款——"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双方在伐魏时互 为声援。盟誓文末以"如有渝盟，神明殛之"的标准誓辞收尾。这份 盟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把还未发生的领土征服预先做了产权划分， 以此消除盟友之间最常见的猜疑源——胜利后的分赃问题。
后续影响
从短期看，陈震武昌盟誓的最大效果是为诸葛亮第三次（230）、第 四次（231）、第五次（234）北伐解除了东顾之忧。诸葛亮在此后 的祁山、卤城、五丈原诸役中可以将全部精锐西调，而不必担心 东线被吴军袭击；孙吴同期对合肥的多次北伐也使曹魏不得不双线 分兵。从中期看，盟约的"分洲"条款虽是远期愿景，却深刻影响 了吴蜀两国的战略想象——双方都把彻底击灭曹魏作为长远目标。 从长期看，盟约直到吴蜀两国相继覆灭都未被任何一方公开撕毁， 是三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最稳定的外交契约。陈震本人因此次出 使的成功被晋升为城阳亭侯，成为蜀汉外交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即 使到了蜀汉延熙、景耀年间，姜维多次北伐期间吴方依旧维持着 对盟约的形式遵守，体现出这份文书的实际制约力远超普通外交 辞令。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武昌盟誓是中国古代"分立帝国之间订 立平等盟约"的早期范例，对此后南北朝、辽宋等多政权并立时期 的外交话语都有间接的塑造作用——它证明了在分裂时代，意识形 态的相互排斥可以通过现实利益的精确分配被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