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山越」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孙吴版图内长期游离于编户齐民体系之外的山地族群、 避役流民与豪强部曲的混合体。丹杨郡（治宛陵，今宣城一带）尤为典型：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接壤， 山谷连绵数千里，山中民众自冶铜铁、习武好斗，时机一动便出为寇盗 [c:17748]。 孙策、孙权父子开拓江东三十年，多次发兵征剿都只能掳得外县平民，深山腹地的精壮始终不得， 既不能转化为兵源，又不断侵扰郡县秩序。诸葛恪嘉禾三年（234）请缨出任丹杨太守、抚越将军， 本质是要在江东内部「再造一次孙策开拓」，用三年时间打造一支可由中央调用的山地兵团。
参与势力
吴方主导者是诸葛恪本人，背后由其父诸葛瑾在朝中支援、由孙权直接授予节钺与编制空白卡。 军事执行依靠丹杨周边四郡——吴郡、会稽、新都、鄱阳——的太守同步戍卫边境，形成对山越的合围。 山越一方没有统一首领，呈散点部落与坞堡式聚落分布，传统抵抗方式是依山势散战、 以游击劫掠迫使官军退兵。诸葛恪的策略针对的正是这种「无中心」结构： 既无主帅可斩，那就改打「资源-时间」的消耗战。
关键转折
关键转折点在诸葛恪上任的第一年。他没有像前任那样直接发兵剿山， 而是上书孙权请求「内修兵革、外严边戍」，让各县停止主动追击， 集中兵力在山口和谷地修筑坞栅，把山越赶回山中固守 [c:17748]。 待入秋山田粮谷将熟，他下令各部官军不进山攻击，只去抢收山外田亩的成熟粮食， 并放火烧未及收割的山田。第二年春，山越粮仓告竭，开始有小规模部落下山就抚； 诸葛恪一律编入军籍、就地安置，不杀不掠。这种「不夺地、只夺粮」的耐心战法 对山地族群是致命打击——传统出兵剿山三个月即退，山越只需藏匿一季； 而诸葛恪的围困是连续三年的资源压制，山越没有任何一季可以喘息。
镇压与结果
到嘉禾六年（237），丹杨山越「老幼相携而出者数万」，诸葛恪兑现「三年得甲士四万」的诺言， 另收归化民户十余万。他亲自统领其中一万作为机动部队，其余分配给同期出征的诸将， 形成东吴中军山地兵源的稳定补充 [c:17748]。论功，孙权封诸葛恪为都乡侯、加威北将军， 把他推到了仅次于陆逊的吴军第二梯队帅位。从此东吴对淮南、对蜀汉的战役， 山越兵都是核心步军兵源——东兴、新城两役的二十万吴军基底，相当部分追溯于此。
历史回响
丹杨之役的长远意义远超一次区域平叛。其一，它把东吴疆土从「沿江豪族割据」 推进到「腹地编户化」，江东郡县才真正具备了与中原王朝相提并论的财政基础。 其二，它为诸葛恪个人积累了完整的「独立统军治民」履历， 使孙权敢于在临终把太子辅政位托付给他——这也是诸葛恪日后在朝堂膨胀的起点。 其三，「围困断粮」战法在三国后期被反复借鉴：陆抗经营西陵、羊祜守襄阳， 都从中提炼出「不求速胜、不求歼灭、只求资源耗竭」的边境治理逻辑。 若说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是西南山地族群整合的范式， 那么诸葛恪平丹杨山越就是东南山地族群整合的范式——叔侄两人， 无意之间共同奠定了三国后期帝国对山地族群「以编户取代征伐」的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