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费祎遇刺并非偶发的酒席意外，而是蜀汉中后期两条路线张力到达临界点的爆发。 自诸葛亮去世（234）以来，蜀汉中枢经历了「蒋琬主政—费祎主政」两段时间： 蒋琬主张水军顺汉水下襄阳的新北伐路线，费祎接任后则把蒋琬的扩张式路线收回， 改为「保境息民、不轻启大役」的守成路线。 最具体的表现是费祎对姜维北伐兵力的严格限制——每次北伐拨予姜维的兵力不超过万人。 这种节制路线在国力恢复角度看相当成功，但姜维这种受诸葛亮亲炙的北伐派将领 对此长期不满。延熙十六年正月，费祎在涪城——蜀汉北部前进基地——主持岁首大宴， 接受降将郭循的敬酒，被其拔刀刺伤，数日身亡。
主要人物
费祎字文伟，江夏鄳人，少与董允齐名，诸葛亮北伐期间任丞相参军、长史， 在出使吴国与处理诸将矛盾上表现出极强的折冲能力，是诸葛亮《出师表》所推的「贞良死节之臣」之一。 郭循（一作郭脩，字孝先），凉州西平人，在姜维北伐凉州时被俘归降， 因其名士声望被拜为左将军——这是蜀汉对降将给予的极高礼遇。 事发当晚费祎酒酣放松警惕、郭循假托敬寿走近实施刺杀，左右当场将郭循诛斩。 幕后是否另有主谋众说纷纭：魏帝曹芳事后追封郭循为长乐乡侯、谥威， 这种明确表彰被部分史家解读为「魏国早已布置此局」； 也有观点认为受益最大的姜维是嫌疑人，但姜维与费祎的私交并不恶劣， 且无直接证据，多数严肃史家不采此说。
核心议题
费祎遇刺涉及三个核心议题。 第一是蜀汉对降将的处理边界。费祎遇刺之前，越巂太守张嶷曾写信告诫 「岑彭、来歙皆死于刺客」，提醒费祎接见降人时勿失警惕， 费祎回信仍持「宽以待人」的态度——这种「以诚动人」的政治风格 在和平时期能稳定降人，但在魏蜀仍处战争状态时存在巨大安全漏洞。 第二是蜀汉「保境息民」路线的可持续性。费祎之死直接打断了这条路线， 此后蜀汉再无能在中枢压制北伐派的人物，姜维一路推动到延熙十九年的段谷大败。 第三是地缘政治的暗线。事件发生在涪城—— 蜀汉北部边境的政治军事节点，又是岁首大宴这种最公开的场合， 刺客能近身的本身就说明蜀汉对边境人员的政治审查存在系统性松懈。
政治后果
费祎之死直接重塑了蜀汉的政治结构。 最直接的影响是中枢权力真空——费祎兼大将军、录尚书事、雍州牧三重身份， 他死后这套权力被分散：陈祗主政、姜维专军、宦官黄皓在内宫崛起。 从此蜀汉再无能统合内政与军政的核心人物， 陈祗与姜维分歧不大但对宦官无力，姜维对黄皓的牵制更是无效。 其次是北伐节奏的剧变。费祎在位期间姜维每次出兵不超过万人， 费祎死后第二年（254）姜维就开始大规模出兵， 延熙十七年北上狄道、延熙十八年洮西、延熙十九年段谷—— 从「年年小规模骚扰」迅速升级为「年年大规模决战」， 蜀汉国力的消耗速度也随之翻倍。 第三是降将体系的崩塌。郭循事件后，蜀汉对凉州降将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姜维羁縻凉州羌氐的统战工作更加困难。
反事实推演
若费祎延寿十年，蜀汉中后期的轨迹可能完全不同。 以费祎的政治分量，他能持续把姜维北伐限制在一万兵力之内， 蜀汉国力不会在延熙末年透支殆尽。 即便保不住北伐胜利，至少能避免段谷之败带来的「兵衰将寡、户口大减」的雪崩。 更深一层，如果费祎能活到延熙末，黄皓在宫中崛起的速度会被显著抑制， 蜀汉的「宦官-外戚-军人」三角失衡也能延后； 邓艾后来阴平偷渡时遭遇的不会是被黄皓搁置告警的混乱中央， 而是一个仍由文官集团稳健运作的成都。 从这一角度看，郭循那一刀，几乎以单人之力决定了蜀汉的灭亡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