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王凌之乱并非自发的地方军事叛变，而是嘉平元年（249）高平陵之变的延迟回响。司马懿政变诛曹爽之后，曹魏的中枢权力实际上从皇室手中切割到了司马氏一族，地方军镇与曹氏诸王却仍是结构上未被处理的"残值"。王凌长期镇守扬州，与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一同把控淮南至豫东一线的兵权，是当时仍有自主军政能量的少数集团之一。他对司马懿的不满有两条线索：一是政变本身打破了曹魏太尉与丞相型武将的政治默契，二是少主曹芳过于年幼又无实权，地方重臣无法据此与中央谈判。基于这两个判断，王凌与令狐愚酝酿出一个"以新天子换新权力均衡"的政治方案——废曹芳、立年长且有威望的楚王曹彪、定都许昌，从而拉一个新皇室站到自己一边，与司马氏抗衡。
参与势力
王凌之乱在表面上仅有王凌、令狐愚两位实权者，但其潜在动员力是淮南方镇与曹氏诸王这两条结构性力量的合流。淮南军镇是曹魏在江淮一线的常备主力，物资、兵员、城防均自成体系；曹氏诸王自魏初被严格约束于封地，对司马氏越权行为同样心怀疑虑。王凌的部将杨弘后被派去通报兖州刺史黄华，准备拉更多势力入局，结果反被告发——这一细节说明，在司马懿主政的几年里，地方官僚的政治嗅觉已经悄悄重排，多数中层认为"押注王凌"风险大于"押注司马"。最终王凌、令狐愚一系的支持半径远比他们设想的小。
关键转折
此役在军事意义上几乎没有正面交锋，胜负在司马懿决策与王凌反应这两步之间已经决定。司马懿听闻杨弘、黄华告发后，并未先发檄文与王凌对质，而是采取双重手段：朝廷下诏赦免王凌，给他释放台阶；同时亲率大军循颍水、淮水疾速南下，把军队直接推到寿春城下。这是高平陵之变同款的政治—军事组合拳：一边给名义上的赦免，让对手放下抵抗动机；一边让兵力先到位，把对手实际选择压缩到"投降或死战"。王凌选择了出迎请罪，但他已预感司马懿"取棺钉"试探必有杀机，最终在解送途中行至项县服毒自尽，避免了下狱受辱。
镇压与结果
司马懿入寿春后的清理远比表面更系统：王凌、令狐愚及涉案僚属皆夷三族，连已先病死的令狐愚也被开棺戮尸；楚王曹彪在朝廷追问下被赐死，这是高平陵之后曹氏宗亲第一次被以"谋反同伙"为由公开除掉。对淮南方镇而言，王凌之死并不是个人事件——它意味着"地方重臣能否单独对抗司马氏"这个问题被司马懿用闪电战的方式回答为"不能"。从此之后，淮南军镇虽仍是曹魏南线最重要的一环，但其领导人换成了司马氏可以掌控的将领；扬州、豫州的兵权事实上重组到司马氏家族之下。
历史回响
王凌之乱是"寿春三叛"的第一叛，奠定了之后毌丘俭、文钦（255）与诸葛诞（257）两次叛乱的剧本：每一次都是淮南军镇的领导人察觉到曹魏皇权进一步被司马氏侵蚀，试图借兵权挽回；每一次都被司马氏以闪电南征的方式压制并扩大清洗。从这个角度看，王凌之乱开启了从"高平陵之变"到"司马代魏"之间长达十余年的政治清场，每一次起兵都为司马氏提供了进一步合法夷三族、扩张军权的契机。反过来看，这也是曹魏皇权事实上灭亡的真正过程：少主曹芳尚在帝位，但庙堂之上已无人能再以皇权为根据动员军事抵抗。王凌、令狐愚作为最后一批仍认为"皇权值得保卫"的曹魏老臣，其失败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公示——之后再无人尝试这种古典式的"以王侯换皇帝"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