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汉末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瘟疫高发期之一。自东汉灵帝时期开始，黄河流域反复出现大规模疫病—— 从延熹（158–167）到光和（178–184）多次记录到"大疫"，黄巾起义本身的群众基础 也与张角"太平道"以符水治病吸引大批染疫流民密切相关。到建安年间，疫病并未停止， 仅建安年间就有建安九年（204）、十三年（208）、二十二年（217）、二十四年（219） 多次大型瘟疫记录。建安二十二年（217）冬这一次发生在曹操准备南征东吴前后， 起于北方、随军队和流民迅速扩散，是汉末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疫病爆发。
经过
217 年冬，疫情先在北方核心区——邺城及其周边——爆发，随后随曹操南征军队蔓延到南方军营。 曹军当年正集结于居巢一线准备攻孙权，疫病在军中横行，王粲随军南下、染疾死于军中， 年四十一。北方留守的陈琳、徐干、应玚、刘桢则在邺城及其周边相继病亡。司马朗 时任兖州刺史，也于本年因巡视部队染疫病逝，年仅四十七。曹操在前线得知后方 和军中疫情的严重程度，被迫调整军事计划，转而向内政与社会救助倾斜—— 随后他下令为七十岁以上无子寡妇、十二岁以下无兄弟孤儿、以及无家无产的残疾人 发放终身粮食补贴，这一诏令被史家视为汉魏之际国家社会保障的先驱性举措。
结果
从人口学角度看，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的死亡规模无法精确还原，但从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 自述"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以推测， 即使数字略有夸大，也意味着同期北方人口的死亡率在 30–60% 区间。在精英层面， 此次大疫直接摧毁了建安文学群体——七子中尚存的五人在同一年凋零。 这一文化损失的体量在中国文学史上极其罕见，相当于一次"代际清零"。 曹丕次年（218）致吴质书中所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痛可言邪"，是这场文学劫难最直接的当事人证词。
影响
建安二十二年大疫的影响延伸到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文学层面：建安七子凋零后， 曹丕、曹植兄弟成为邺下文学圈的实质中心，文学批评和理论建构也由实践转向理论—— 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一系的文学自觉理论，与七子之死后的反思氛围直接相关。 第二层是医学层面：张仲景在汉末瘟疫的反复刺激下完成《伤寒杂病论》，建立了中医 外感热病学的体系框架；曹植《说疫气》提出"疫者，鬼神所作"的迷信观与 "阴阳失位、寒暑错时"的理性观并陈，是早期医学思想史的重要文献。 第三层是政治层面：建安二十四年（219）的瘟疫再次冲击曹军南阳前线， 与关羽水淹七军的胜利存在时间和地理上的耦合——曹军本就因为疫情减员严重， 关羽借汉水暴涨发动突袭才能形成如此巨大的战果。换言之，217 年大疫不是孤立事件， 而是汉末三十余年瘟疫链条中最致命的一环，其阴影一直延伸到三国格局成型的整个过程。 从这个角度回看建安七子的集体凋零，它既是一次文学事件，也是一次政治-军事-人口史事件 的多维交汇——这也是后世史家把"建安二十二年大疫"作为汉魏之际转折点之一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