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背景
夷陵之战发生在三国格局正式定型的临界点上。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北攻襄樊、东被孙权袭杀于临沮，蜀汉一夜之间失去荆州六郡及全部荆州军；这意味着诸葛亮《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战略基础被彻底破坏。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后东征，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质：一是政治意义上的"为关羽报仇"，二是战略意义上的"夺回荆州"。曹魏方面，刘晔在朝议时独排众议，预言刘备必将出兵——理由不是情谊，而是"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 [c:16576]。这说明在当时的局中人看来，蜀汉新立、必须以一场对外攻势证明国势，本身就是结构性约束。
双方部署
蜀方主力以诸将分梯次推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魏军对峙以防曹丕乘虚南下 [c:16583]；吴班、陈式率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先主自秭归率诸将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侍中马良安抚武陵五溪蛮夷，使其"咸相率响应" [c:16578][c:16581]。整体看是"水陆并进、北防魏南连蛮"的较完整布局。问题出现在二月以后——蜀军推进到崎岖山地之后，自然不能再让大船在峡江一线展开，于是"舍船就步、处处结营"，沿山七百余里立数十屯 [c:16591][c:16592]。这就是后来曹丕讥讽"备不晓兵"的"七百里连营"。吴方则反过来：陆逊以大都督节制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共约五万人，初战即放弃前沿迅速后撤、退至夷陵-猇亭一线据守，把山地纵深完全让给蜀军 [c:16591]。
关键决策点
这一役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火攻，而是陆逊"主动退却"的判断。开战之初，吴军诸将多主张迎击，陆逊不许——理由是蜀军"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他选择以时间换空间，让蜀军在七百里山地中铺开兵力、消耗补给、磨损士气 [c:16591]。这种"以退诱进"的方式对将领的政治信用要求极高——退却很容易被部下解读为畏敌，陆逊不得不几次按剑压下不服。等蜀军在山中扎营至六月、士气与战斗力都明显下降之后，他先试攻一营失败，得到"破之之术"的具体把握——以茅草起火、火势成形之后通军同时进攻 [c:16593]。第二个关键决策是不救孙桓。孙桓被围于夷道，多次告急，陆逊坚持"未可"，理由是孙桓城牢粮足、能撑到大势翻盘——这就避免了把主力拉去救援前线据点的陷阱 [c:16594]。
结果与回响
闰六月吴军全线反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蜀军主力在数日内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刘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亦被陆逊四面蹙攻，"驿人自担烧铙鎧断后，仅得入白帝城"——这一段记载里"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的描写显示蜀军溃败的彻底性 [c:16593]。镇北将军黄权因归路被切断而北降魏国 [c:16583]。法正若在，则诸葛亮认为"必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c:16579]。次年（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刘备病殁于白帝城，永安托孤。蜀汉从此进入诸葛亮主政时期，整个对外战略也从"东进收复荆州"转向"北伐凉雍"，与孙吴重新结盟，再无大规模东向行动。陆逊一战成名，奠定其后期作为孙吴主帅的政治地位。
反事实推演
夷陵之战的反事实推演主要在三条线上展开。第一条：若蜀军坚持水陆并进、不舍船就步，把舟师与陆军始终保持联动，陆逊的火攻就无法对全线展开效果——曹丕的评价"备不晓兵"在这条假设下不成立，蜀军极可能与吴军在夷陵-公安一线长期相持，最终以孙吴主动议和而结束。第二条：若法正、庞统等谋士在场（庞统211年战殁、法正220年病死），刘备可能不会任意把营寨"处处结营沿山七百里"，至少会采取陆逊最初担心的"水陆俱进"形态。第三条：若刘备战败后未崩于白帝、而是回成都重新整军，蜀汉可能不会立刻转向北伐路线，诸葛亮也不会有日后独立施政的空间——整个蜀汉的政治路径将完全不同。换言之，夷陵之战不仅决定了荆州归属，也决定了三国对峙的轴线从"两强夹击中原"变成"南北分立、东西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