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背景
青龙二年（234）是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的关键年份。蜀汉丞相亲率大军出斜谷、屯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渭南；同时按照诸葛亮与孙权多年来形成的"东西并举"战略，吴主孙权亲率主力北上巢湖口，分三路威胁淮南、襄阳，意图通过吸引魏军东线兵力为西线减压 [c:17246]。 对曹魏而言，这是自魏文帝时期以来最严峻的多线压力。明帝曹叡需要在司马懿、满宠、田豫等几条战线上同时部署应对，而满宠所守的合肥新城正是淮南防御体系的最薄弱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它位于巢湖以北、寿春以南，孙权水军一旦攻克，便可直插淮河腹地。
双方部署
孙权此次出动了正面攻坚、侧翼骚扰和远程牵制三层兵力：本人亲率主力扑合肥新城，陆议、孙韶各领万余人入淮、沔牵制襄阳与寿春，构成多点压力 [c:17246]。曹叡的反应也颇具决断：他没有听从满宠"放弃新城、诱敌深入寿春"的建议，而是坚持新城作为前沿支点的战略价值，引用光武帝据守略阳破隗嚣的先例，强调"地有所必争"。这一判断的核心是：合肥新城虽偏前，但放弃就等于把整条淮南防线后退百里，士气和地理俱失。 曹叡同时亲御龙舟东征——这是少有的皇帝御驾亲征事件，旨在以政治姿态压制吴军士气，迫使孙权在魏帝主力抵达前撤围。
关键决策点
这场仗的转折点是满宠"以小搏大"的火攻战术。面对吴军大规模围城器械（云梯、冲车、攻城塔等），满宠没有选择硬拼守城兵力，而是从守军中挑选数十名壮士，用松枝裹麻油作成火炬，借上风方向纵火焚烧吴军布置在城下的攻具。这一战术的精妙在于三点：第一，目标选择上瞄准的是吴军最稀缺、最难补充的攻城器具，而非士兵；第二，时机抓住了上风条件，使火势能够延烧整片器具堆放区；第三，混乱中精准射杀孙权侄孙孙泰，对吴军指挥层造成心理震慑 [c:17246]。 从决策学角度看，满宠的反例是固守待援的常规思路。如果按常规守城，吴军以兵力优势分批攻打，魏军要么消耗殆尽，要么等不到曹叡主力抵达。火攻则将守势瞬间转为攻势，打乱了吴军的攻城节奏。
结果与回响
战果直接而显著：吴军器具大量焚毁，孙泰阵亡，攻城节奏被打断，士气受挫。叠加曹叡车驾"未至数百里"的政治压力，孙权选择撤军，陆议、孙韶两路也随之回撤 [c:17246]。曹叡随后进军寿春、犒劳合肥诸军，并对有功诸将封赏，魏国淮南防线的威信因此巩固。 对吴国而言，这次北伐是孙权晚年规模最大的一次亲征失利。再加上同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吴蜀"东西并举"的协同战略彻底破产。此后近二十年，孙权再未亲自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北伐，淮南方向转入低强度袭扰为主的态势。
反事实推演
如果满宠按最初的设想放弃新城、退守寿春，把孙权"引致"到平原决战，结果会怎样？历史无法重演，但可以做几个判断：第一，孙权吴军主力为水军，离开水路深入陆地腹地，补给将极度脆弱；第二，魏军在寿春一带的骑兵优势可以充分发挥；第三，但这一方案的政治代价是放弃合肥新城，相当于公开示弱，会动摇淮南本地豪族对曹魏的归附意愿。曹叡选择"坚守不弃"是更稳妥的政治判断，也证明了一线指挥官（满宠）的战术灵活性与中央决策（曹叡）的战略稳健性并不矛盾——正是这两层叠加，才把一次原本可能的失守翻盘为一场标志性的火攻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