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背景
甘露二年，曹魏对吴边境的淮南方面军已是司马氏专权下硕果仅存的"政治异端区"。诸葛诞担任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长年驻守寿春，目睹了王凌、毌丘俭、文钦连续两次反司马失败后整族被诛的下场，心中惶惧 [c:16860]。司马昭企图以"加官内调"的方式把诸葛诞从淮南调离寿春以解除其军权，诸葛诞知道一旦离开军队即与王凌、毌丘俭同途，于是先发制人——杀扬州刺史乐綝、发兵据寿春反 [c:16860]。本次叛变在三叛中规模最大、动员最广，且首次主动引入外援。对司马氏而言，这是高平陵以来最难处理的一次内部危机；对孙吴而言，则是趁中原内乱、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的最后一次重要机会。
双方部署
魏方部署是"中央军主导+皇室站台"——司马昭以皇太后、少主曹髦"暂共临戎"为旗号，调集中央军主力南下，以钟会、王基、石苞等主帅为辅，分多路围困寿春 [c:16860]。诸葛诞方面则是"孤城+外援"——城内据守的是淮南本地军镇加少数中央旧将，城外指望吴援打开西南方向的缺口。吴方部署相对仓促——孙綝当时是新崛起的辅政权臣，对北上作战的指挥经验不足；他选派全怿、全端为主将、于诠为合后、朱异、唐咨为先锋、文钦为乡导，起兵七万分三路入援 [c:16861]。问题在于吴军主帅之间缺乏统一指挥，且全氏家族在魏吴两边都有亲属，本身就是不稳定指挥结构。
关键决策点
战役有三个关键决策点。第一是诸葛诞主动反前的"自杀式选择"——他清楚知道反叛胜率不高，但被动调离则必死。第二是吴方派全氏家族领兵——全氏与诸葛诞、文钦在淮南本地皆有姻亲与故旧网络，本是争取本地配合的最佳选择，但也恰恰因其家族网络被司马昭利用："全禕引兵杀入寿春、见魏兵势大、降司马昭"，并写家书射入城中招降其父全端、叔全怿 [c:16862]。家族关系的双面性在战场上变成最致命的招降通道。第三是城内蒋班、焦彝劝战不被采纳——他们看到"城中粮少兵多、不能久守"而主张主动出击决一死战，诸葛诞固守不出反而怒斥二人有异心，二人当夜越城降魏 [c:16862]。这一连串内部矛盾的出现，说明诸葛诞的指挥心理已被长期围困拖垮——他既不愿决战、又不能投降、又留不住部下。
结果与回响
围攻持续半年，吴援先以朱异为先锋数次试图解围，被王基、石苞所阻；孙綝因接连失利、又恐城内已不可救而撤兵 [c:16862]。城内全怿父子降后，诸葛诞与文钦之间又因决战分歧爆发血腥内讧——诸葛诞杀文钦于城中，文钦之子文鸯、文虎不仅没有报复反而出降司马昭。最终寿春城破，诸葛诞战死于乱军中，唐咨被擒，吴军主力溃散。这场战役的回响有三：第一，淮南方面军作为可能反司马的政治力量被彻底清除，曹魏中央军成为对地方都督的绝对压制者；第二，孙吴损失了入魏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介入机会，孙綝在战后地位一度因失利受挫，加剧了吴国后续的辅政争夺；第三，寿春一役展示了"地方都督反中枢"在汉末三国的极限——没有宗室号召、没有舆论正当性、没有同盟军响应，任何地方都督都无法独立抗衡中央军。
反事实推演
反事实可以从三层来看。第一，如果诸葛诞接受调离寿春，他大概率会被调入洛阳后逐步剥夺权力，再以某种"谋反实据"被族诛——这是王凌、毌丘俭的前例，他主动反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极端行动，而是延迟死期的唯一选项；这种"反正是死、反而搏一次"的心理结构，在汉末三国晚期反复出现，本质是司马氏积累的清算暴力逼出来的应激反应。第二，如果吴援由陆抗或丁奉等更具决断力的宿将统帅，吴军是否可以解寿春之围？答案大概率仍是不能——魏方动员规模远超吴援，围城工事完备、补给链稳定，吴军即便主帅更强，最多能延长寿春的支撑时间，无法逆转整体战略劣势。第三，如果寿春之战吴方真的击退魏军，三国格局会怎样？这是更有趣的设问——一个能挫败司马氏的吴国会延后西晋的统一进程，但难以反向北上；最可能的结果是司马氏被迫与吴方达成阶段性停火，把"代魏建晋"的时间表推迟若干年，但代魏的趋势已无可逆转，因为支撑反司马的实体力量——曹魏宗亲、地方都督、汉末旧族——在三叛中已被消耗殆尽。综合来看，寿春之战的真正历史意义不是它的军事得失，而是它把汉末以来"地方军阀作为政治变量"的传统彻底终结——此后任何反中央的运动都必须先有一个新的、与现有军政结构不同的组织模式，而那要等到永嘉之乱后的东晋十六国时代。